我是陈红妹Anna，1962年出生于上海，今年61岁了。37岁离婚，47岁开始学英语，57岁来到法国，单身二十几年，我终于在异国他乡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浪漫归属，就像灰姑娘的梦终于成真一样。我觉得是自己前半生的努力，才换来了如今的梦想成真。
拍于2022年，法国家中，这是我打理两年的花园。
我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家条件也是捉襟见肘，经常吃不上荤腥，小时候总觉得肚子饿。
我爸爸是上海电机厂的船老大，他们那个车间就在黄浦江边，每周他去拉煤拉货，偶尔出差到外地，个把礼拜才回家。妈妈也在厂里做外包工，一天赚一块钱。父母都非常勤快，但他俩加起来每月也就挣八十几块，却要养活全家兄弟姐妹、加上外婆共7口人。我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大姐，下面有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
长大后，我们姐弟四人的合影，我是左二。
妈妈会在黄浦江边开一块菜地，种些应节的蔬菜。能种辣椒的季节就天天吃辣椒，能种青菜的季节就天天吃青菜，总之地里出什么家里就吃什么。
大姐很会做家务，而我什么家务都不会做，从小就特别爱玩、精力旺盛，不受父母待见。所以家里很多苦活累活都会叫我，比如我爸去抓鱼虾，就会让我背篓子拾起，一边走一边捡鱼虾，一天下来整个人腰酸背痛。那时候真的太穷了，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赚钱，赚很多很多钱。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还是长成了一个爱美、爱浪漫的小姑娘，我长了一双巧手，会自己做衣服，还能绣花绣枕头。
十几岁的时候，我姐插队落户到了奉贤一个镇上，我要去看她。那时候父母给了我两块钱，我就自己买了一块当时流行的涤纶布料，照着自己的尺寸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扎一扎，做了一身短袖小裙子。我穿着我的新裙子，戴着小草帽，穿了双中跟鞋，像个优雅的女士一样出门了。我得先坐车，再走40分钟才能到她的宿舍。下了车，我一路走一路问，最后终于找到了。后来那边镇上的人都跟我姐说，你妹妹是做什么的，像个明星一样。
我在上海闵行第二中学念书。有一天，我偷偷穿了姐姐一条涤纶裤子。自己觉得特别漂亮，结果那天在学校闯了祸，老师叫了家长，我妈发现我穿的是姐姐的裤子，一顿劈头盖脸地责备。那时候如果地上有个洞，我真的会想钻进去。
我19岁时的照片。
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改革开放，国家也提倡自食其力自谋生路。19岁的我在家待着没工作，母亲很嫌弃，总是说一些难听的话。我找来了爷爷帮忙，决定摆摊做点小生意。姐姐给了我5块钱，家里又七凑八凑，让我买够了摆摊需要的油桶和食材。于是，靠50块起家，我在老街摆了个摊，开始卖大饼油条。
因为年轻漂亮，手脚麻利能干，又很会招揽生意，我摊位一直生意很好。到了过春节的时候，我就做春卷皮卖，客人一直排长队，我就一直马不停蹄地干活。春卷皮很薄，但多的时候我一天就能摊掉170斤面粉，累了就在路边的小床睡上三四十分钟，然后爬起来接着干。冬天天寒地冻的，双手冻得通红生冻疮，但为了挣钱我一直咬牙坚持。
年轻时，我在杭州灵隐寺的照片。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我前夫。
前夫家当年住上海马当路（也就是现在上海新天地），家里是做服装生意，开制衣厂的，那年他去闵行一年一度的庙会上赶集，路过我摊位，一眼就看上了我。从那以后，他每天来我摊位吃饭，让我给他摊大饼。他喜欢吃香肠，我就专门给他在大饼里加切成片的香肠。我前夫当年真的相当帅，身高175cm，穿着那时候流行的“五开领”，就是从里面到外面有五个领子，三件长袖、两件背心。
他给我花钱也很大方。油条大饼卖了一年多后，上海路边开始建活动房，可以申请开店做生意，他就鼓励我去申请，也给我张罗买了很多东西，让我开了家饮食店。
之前我不爱做家务、不干活，从小在家里被嫌弃，这时候遇到前夫，他长得帅，又舍得为我花钱，当然就跟他跑了。1984年，22岁的我跟前夫结了婚，真是风光大嫁。那个年代还没什么金银首饰店，但我浑身上下金银首饰戴满，项链耳帘应有尽有，身穿枣红色的旗袍，老高级了，在现在鹭鹭美发厅隔壁的老顺兴摆酒席就摆了十桌。
我在马当路家门口拍的照片。
结婚后，一开始我们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他们家老房子在马当路。那个房子二楼以上全是他家亲戚，公公的弟弟妹妹们。上海里弄的老房子有分“前楼”、“后楼”之类的叫法，前楼是一栋房子最好的房子，我们就住前楼。
跟前夫在一起后我就把饮食店交给了父母，跟着他在上海开厂做生意。他家衣厂在柳林路和桃源路路口，主要是加工衬衣裤子羽绒服一类。
我们进了八仙商场柜台，做起了羊毛衫批发生意。那时候的柜台都是临时活动房，我家柜台在一排摊位的最里面，但我家一直生意都是最好的，因为我很擅长招揽生意。摊位最外面往往人多得挤不进来，上海行话叫“包口”。为了招揽客人进里面，我需要一天到晚地大声吆喝，我直到现在声音都很哑，就是那时用嗓过度留下的问题。
我们摆摊的同时，那条街后面就在成规模地改建，八仙商场之后又改名柳林大厦。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是在门口摆摊，后来才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改造，一点点搬到了商场里。
我和前夫在浦东家里的合影。
其实刚结婚的时候还是我前夫摆摊，我每天中午去给他送饭。有一天过去发现他不在摊位上，然后遇到客人上门问：“你衣服什么价钱？”
我说：“23块。”客人说：“你的衣服会不会尺码太小了？”
我说：“不会，你看我肚子都这么大了，我一个快生了都孕妇都能穿，你家兄弟姐妹不可能肚子比我还大，肯定能穿。”
这个客人是从外地过来批发衣服的，那天我成功说服了他，一下午卖出去好几百件羊毛衫。前夫回来后一直夸我是个天才。
从那以后，我前夫就再也不摆摊了，让我摆摊。我身高165cm，做服装生意需要穿衣服好看，所以我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用不同装束不同首饰来吸引客人。
我25岁时的照片。
我做生意也有一些销售的诀窍。比如客人如果说你穿这件衣服好看是因为化了妆，我会说这不是化妆的问题，你回去把头发梳梳好，再穿个带跟的鞋，搭配一下就会很漂亮。那个年代千万不要说“高跟鞋”，当然高跟鞋漂亮，但万一人家没有高跟鞋呢？销售时说话不要说死。别人问搭配，可以说里面衣服要搭配净色，白色、蓝色、绿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说里面衣服不要穿太花，不要把人家框死，框死人家就不要了。
当年我们一天营业额最高能做到十几万，平均80块左右的毛衣，高峰期一天能卖出2000件。那个年代的十几万是什么概念？我的钱都不是用手点的，都是用做衣服那种木尺子量一下。因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真的没力气点钱，当时流通货币主要都是10块，1000块一刀，一共100张，我就拿把尺子大概量一下。
我们跟公婆在一起住了六年，一大家子人住一起，毫无隐私。我很想买房，但当年上海几乎没有商品房买卖的渠道，不是你想买就能找到房源的。
1988年左右，我参加了一个房地产展销会，后来开始有了商品房自由买卖的通道。那时候我们手头有80万现金，我想买一套永嘉路的50万的别墅，被老公以生意要用钱给怼了回去。我们在梅陇的锦江乐园买了套房子，一室一厅50多平方，花了6万块。当年买房没有房产证的概念，就是一个合同。但住新房那边也不方便，那时候家里有两辆摩托车，有时候我们俩骑车回去想过过二人世界，浪漫一下，结果因为房子空置俩礼拜需要打扫卫生，打扫完太累就只能睡觉了。
女儿两岁生日时的照片。
和前夫、女儿一起，在妈妈的小饭店吃饭。
我们做羊毛衫生意主要集中在秋冬季节，有现金流进来，就很有钱。做批发生意主要集中在早市，下午我一般就把店丢给营业员，自己跑出去买买买了。
前夫不是个浪漫的人，我找他去看电影，电影还没开场他就已经睡着了。但他非常舍得给我花钱，只要我开口说老公没钱了，他马上就能给你一刀，那时候一刀就是1000块。
当年上海九江路专门卖广州过来的走私货，都是名牌。我基本上什么贵什么好看就买什么。非常时髦的兔毛加钉珠衣服，六七百一件，鞋子四五百一对。我还有一件貂皮大衣，袖子上配的狐狸毛，在上海时装公司买的，出口国外的走秀款，那个年代就花了9000块，现在看款式依然很经典。那是什么年代啊，喜欢的东西我说买就买，经常跑到淮海路、南京路，买钻石、买项链、买耳环。
我年轻时候买的出口走秀款貂皮大衣，当时花了9000块。
我们赚了不少钱，前夫开始在外面交上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当年去进货80%都是男人，大家要抢货配货，很辛苦。毛衣都是半夜出货，在等货的过程中一帮男人就在那里赌钱，有时候货还没有出，前夫钱已经输完了。
梅陇的房子很长时间都没人住。老房子马当路路口有家中介公司，那会儿还不叫房地产中介，就叫“置换房子”。人家说：“你房子不是在那空着？可以租出去，能租500块一个月。”
我想着挣500元也很好，就去看我的房子，结果发现已经被卖掉了。我去敲门，才知道我前夫跟他们说，他老婆出国定居不回来了，所以要把房子卖了。我俩为了这件事一顿吵架，但后来我也原谅了他，那个房子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卖掉的，反正都赌钱输掉了。
28岁那年，我和女儿在锦江饭店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