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狂砸几千亿，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应对美国科技脱钩和国际科技竞争。（大纪元制图）
新一轮机构改革，重组科技部、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力度不可谓不大。中共意图从全局规划科技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应对美国科技脱钩和国际科技竞争。
能否如愿呢？未必。最重要一点，当局一方面要求“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党的领导”、打造“举国体制”，“控”的意识更加强化，这是南辕北辙。
科技史表明：原创性科研成果一般不是出自有计划的重大项目，而是出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以及偶然的发现。例如，Morton Meyers的《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一书记录了39个由于误打误撞而带来的意外的收获，如抗生素、X光、抗抑郁药、化疗药物、子宫颈涂片检查以及基因、干细胞等今天家喻户晓并且挽救着亿万生命的药品和医术。中国学者也曾从中科院一些研究所的重大成果的研究中发现其中80％最初是源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正所谓“我们有意地去发明，我们意外地去发现”。
因此，必须尊重科学家的学术自由和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治。奠定美国20世纪科技政策框架的《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报告，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它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
然而，以“专政”为宗旨、为政策基点的中共政权，仇视“宪政”、“基本人权”理念，怎么可能奉行“科学自由”呢？在中共治下，科学家必须紧跟政治，连钱学森都得为“亩产万斤”背书，其余可想而知了。
2005年，钱学森对来看望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来源。此外，还有“周光召一问”：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做出多少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创性的重大科研成果？
中共不会真正面对这些质问的。它也绝不会给予科学家学术自由的。请看一个例子。2016年5月30日，中共召开“三合一”（中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科技大会，一名头发花白的院士在会上发言道，他从来不在这种场合发言，但这次他“有一个疑问，也可以说是一个请求”。他说：“严格的网络监管，对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讲，损失是非常大的。其实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科技先进国家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把科研成果转化到了什么地步。因此，是不是可以给搞科研的人一点特殊的方便？”会后传出78名院士联名上书习近平，要求解禁网络封锁，提升科研水平，共享国际科研成果。多么卑微的请求。结果呢？就不用说了。
中共虽不给予科学家学术自由，但却追求科技大跃进（2035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1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以此来维持统治和全球争霸。
怎么办呢？一搞“举国体制”、政治高压；二是烧钱，经济利诱。于是，体制的畸形和根深蒂固的腐败，与此相互激荡，就造成了一大恶果：科研造假。
时至今日，中国科技界的腐败，可用12字概括：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触目惊心。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曾撰文指：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此非虚言。
先看个总体数据。这几年，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在全球不是数一，就是数二。可中国有项指标绝对全球第一，而且遥遥领先：据Healsan Consulting发布的论文撤稿数据，截至2022年7月13日，世界范围内共有37,904篇SCI撤稿，其中中国占17,204篇，占比45.3%。
再看几个实例。其一，1月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公布了“2022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第四批），通报批评8人。之前，1—3批分别公布了10份、12份、46份处理决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知名高校榜上有名。
其二，2022年4月，谷歌大脑（Google Brain）团队著名科学家Nicholas Carlini指控：刊登在论文预印网站Arxiv的一篇中国学术综述论文《关于“大模型”的路线图》（“A Roadmap for Big Model”）一文涉嫌严重抄袭。该论文长达逾200页，近百位国内AI大牛参与（分别来自于清华、北大等等国内外高校，以及字节跳动、华为、京东、腾讯等企业以及中科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北京智源AI研究院等机构）。该论文组织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为此发表《致歉信》。这让中国人工智能（AI）学术圈顿时处于风口浪尖。
其三，2022年1月，陆媒报导：自2020年起追踪以来，著名学术“侦探”Elisabeth Bik团队至今已经发现了16个“论文工厂”及其生产的超过2000篇论文，绝大多数含有中国作者，这些“学术垃圾”被贴在同行评议网站Pubpeer上。Elisabeth Bik团队成员扮虎告诉《中国科学报》：中国的打假只占团队工作的1/3左右。就国内而言，也有很多我们惹不起的人。当了解了这些真实情况，有时候觉得很绝望，到底中国还有多少论文可以让人相信？
其四，2020年4月，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旗下期刊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批量撤销33篇论文，加上该期刊近两年撤下的另8篇论文，总共有41篇，其中39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撤稿理由包括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duplicated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操纵作者身份（authorship manipulation）、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an attempt to subvert the peer review process）、内容抄袭（substantial overlap most notably with the article cited）、图像未经允许不当复制（figure duplic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ermission）。有“学术带头人”被撤稿7篇。这并非是施普林格（Springer）首次“下架”问题论文。2015年8月，施普林格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2017年4月，施普林格旗下的《肿瘤生物学》杂志一次性撤销107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当时被喻为国内学术圈的一次“大地震”。
其五，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两位本科生对通过撤稿观察网站 Retraction Watch检索发现：2012年至2020年5月，中国学者被撤稿论文2,585篇（平均每年撤稿323篇），其中，83%的论文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17%由中国大陆学者与境外学者共同完成；年撤稿量呈增加趋势，如2012年被撤稿154篇，2015年猛增到348篇，2019年增加到481篇，2020年1月到5月被达236篇。
由此可见，中国论文造假之严重。而且，论文造假不仅成为商业模式，还无奇不有。中国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媒体公开报导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有人据此总结出了中国学术造假七宗“最”，引述如下：
l最为黑色幽默的学术不端：本科生伪造博士证书做博后，出站后又当上了教授
l最乌龙的学术不端：两篇硕士论文雷同，导师竟是同一人
l最具国际范的学术不端：姓名拼音相同，英文成果“共享”
l最猖狂的学术不端：靠“农民工”打磨搞出了汉芯一号，骗走上亿经费
l最令人扼腕的学术不端：31岁的“娃娃博导”涉嫌抄袭，自毁光明前程
l最“勤奋”的学术不端：两年在国际期刊发表70篇论文
l最“高级别”的学术不端：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和他的“莱布尼茨奖”
这既让人触目惊心，又让人哭笑不得，比任何小说都精彩。不过，或许有人会叫屈：这些人只是“小巫”，你为什么不去揭那些“大巫”呢？
“大巫”是谁？中共官员。200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而2007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四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2007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2019年法新社在审读了中国‘知网’上的中国官员的12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后发现，其中6篇论文涉嫌抄袭，包括中共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张述元等等。有教授在微博中质疑，“现年60岁左右的博士们，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没有公布，授予他们博士的单位也不允许其他人去查，不知是根据什么规定？”对此，有学者回应说：“中国现在有两个不敢公开，一个是财产不敢公开，一个是博士论文不敢公开。”“凡是当官期间获得的博士学位，十有八九是找人代笔。”“只要审查博士论文，肯定露馅。”
看看，问题最后又绕到中共及其官员身上。如果中国一直由其统治着，要想科技自立自强真是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