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今天的出身论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出身论“进步”,后者还尝试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国人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底色,他们想维护的是一个和权力高度重叠的公务员阶级。
两会前夕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执勤的警察
今年中共两会前夕,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务员的限制,却在舆论场招来了大量反对声音。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谁是最“清白”的中国人?——出身论卷土重来,宗法社会还会远吗》,作者贾素之指出,对中国的法治状况有清醒认知的人,必然会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更容易伤害到弱势阶层,而非特权阶层。
文章指出,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如此受公众捍卫(甚至超过了政审事实上的严厉程度),正是新时代的“出身论”在还魂。人们找了很多理由为“出身论”辩护: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对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庭教育很影响人等等。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划清一条界限,界限内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污点的。究其意思,“清白”侧重的不是品行上的高尚,而是简单可追溯的、没有不良纪录的履历。“清白”的反义词是“复杂”而不是“卑劣”。
作者认为,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出身论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出身论“进步”,后者还尝试对社会秩序进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国人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底色,他们想维护的是一个和权力高度重叠的公务员阶级。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被讨论的空间,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争论并不是社会矛盾的重点,今天的舆论冲突的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血缘被视为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部分。换言之,今天中国社会没有价值观的拉扯,而是价值观的缺失,正在发生的冲突,是宗法社会的一个阶层在尝试驱逐另一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