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一
白居易的诗歌《卖炭翁》记录的是一次朝廷暴力赤裸裸的侵犯私人产权的行为。
唐德宗贞元末年，朝廷宦官用低价强行收购市场上的商品，卖炭翁的故事只是众多悲剧中的一个。
因为白居易的这首诗歌，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商贩，在无数人讴歌赞美的大唐，他的权利被侵犯，他的财产被剥夺。
重新阅读这首中学课本上的诗歌，我们会有一个发现：卖炭翁自始至终是没有出声的。
朝廷官宦耀武扬威，大呼小叫，向他宣读朝廷的文件和规定，卖炭翁是沉默的。
无论是在厚厚的历史中，还是在逼仄的现实里，卖炭翁没有出声的机会，他只有沉默的权利。
在大唐庞大的暴力机器面前，他卑微如蝼蚁。
掠夺卖炭翁的朝廷官宦，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寄生虫”。
今年奥斯卡的最大赢家是韩国电影《寄生虫》，和白居易诗歌中的寄生虫形象相比，电影《寄生虫》是一部很愚昧的作品，因为导演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寄生虫”。
真正的寄生虫，是通过侵犯他人产权而获利的人。
明火执仗进行抢劫的强盗就是社会的寄生虫，白居易诗歌里强买强卖的朝廷官宦是另一种寄生虫。
二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一认知，构成了文明的底线。
正是因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每天才敢出门工作而不必担心回来时家里已经被洗劫一空，我们才敢投资和创业，才敢去商场购物而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就被人打劫。
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私人产权，所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名言才会传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才会如此的深入人心。
但是这种绝对的产权观念也会时不时的受到挑战。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凭什么不能进呢？如果国王是为了国家的利益，难道不能拆掉你的房子，难道不能征收你卖炭翁一车炭吗？
比如说，薛兆丰老师在他的经济学课里介绍的科斯的产权理论：
科斯认为，产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伤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你家的牛冲进我家的地里，吃了我家的小麦，可以说是你家的牛侵犯了我家的小麦，也可以说是我家的小麦伤害了你家的牛。
法官应该怎么判？应该考量的是社会成本。
薛兆丰老师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科斯的看法别具一格，他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我们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案例：不是一方在伤害另一方，而是双方为了不同的用途，在争夺相同的稀缺的资源：牛跟小麦争的是那块地，如果让牛吃小麦，那牛就伤害了小麦；如果禁止牛吃小麦，小麦就伤害了牛。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那么，按照科斯的产权观念，法官该怎么判呢？
到底是谁在侵权，谁在受害，科斯认为这取决于社会总成本。而法官要根据社会的总成本和整体利益来安排财产权边界。简单讲，科斯的观点是：放牛人和农夫双方，谁避免纠纷的成本低，那法官就判定是谁的责任。比如，牛肉市场价格高昂，而小麦市场价格便宜，那么如果把放牛人和小麦主人看作一家子算账，就应该让牛吃小麦。因为这样安排的总收益最大。稀缺的资源必须放在最有价值的用途上。
——李松《奥派经济学十讲》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的超级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中也列举了众多的案例来支持科斯的这种产权观念。
比如说，如果你要绕远路，法官就支持你穿过私人领地走近路；如果你非法占有一块土地超过十年，法官就承认你的权利。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判案符合“让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但是，科斯和弗兰克所代表的这种产权理论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是恐怖的，虽然它得到了诸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支持。
在卖炭翁的故事里，我们不知道宦官们为什么要强买强卖。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敛财，也有可能是为了给国家筹措军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假如说，宦官强买强卖的行为是为了让“社会利益的最大化”，那卖炭翁岂不是活该？白居易的诗歌，岂不是不识大体的无理取闹？
按照这种“产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的理论，卖炭翁的炭，就像一个人家里的土地一样，并不绝对的属于他自己。甚至属于谁都无关紧要，重要是在谁手上使用，才能让社会利益最大化。
那卖炭翁就只能哭诉无门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汉武帝的时候为了跟匈奴打仗，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大量没收富人财产，比卖炭翁面前的官宦还残忍。
汉武帝侵犯产权的行为，在历史上一贯是受到儒家的严厉批评的。但是现在也有自媒体人为汉武帝翻案，他说汉武帝雄才大略，趁著国家有钱，抓住时机把匈奴赶得远远的，用一代人的牺牲换几代人的和平。这样的抱负，不是那些鼠目寸光的有钱人能够理解的。如果不解决问题，等匈奴打过来，你还有钱吗？你还有命吗？
所以，作者认为汉武帝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是正确的。
这种观念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说法有点相似。
让我们来逻辑推演一下：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用你家的粮食去救助一些快要饿死的穷人，能够让社会利益更大化，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抢劫你家的粮食？
但实际上，社会利益是无法计算的，科斯的算法是错的。人和人的利益并不能相加成“社会利益”。
假设卖炭翁一车炭卖1万元，朝廷官宦可以用这一车炭创造10万元的价值，他们支付给了卖炭翁一千元。原本一万元的社会价值变成了10万元。
但是要知道，卖炭翁的利益和朝廷官宦的利益是不能相加的，这就像说“我和马云今年一共赚了多少钱”一样毫无意义。
马云或者聪慧的朝廷命官也许可以用我的财产创造更多的财富，达到更宏大的目标。
但这不能构成侵犯私人产权的理由。
若手段不正当，则结果无意义。
三
许多人认为，绝对的产权观念太过保守、太过顽固、甚至落伍了。
弗兰克在《牛奶可乐经济学》一书中还举出了这样一个案例：
1904年11月13日，普洛夫一家的几名成员，在张伯伦湖划船，不料碰上了暴风。为了躲避风雨，他们把帆船停泊在一处私人码头，该码头的主人叫普特南，住在湖中的一座小岛上。普特南派仆人去叫普洛夫一家人驶离码头。他们照做了，可不久后，帆船又碰到了暴风。有几个人受了伤，但都还活着。事后不久，普洛夫一家人对普特南提起诉讼，1908年，佛蒙特一家法院判他们胜诉。为什么普特南不让普洛夫一家人使用自家码头违反了法律呢？
私有财产法准予业主对自己产业的用途享有极大的决定权。但这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佛蒙特法院认为：否定普洛夫一家人享有暴风避难权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普特南对自家码头享有绝对控制权所带来的收益。
当关系别人生死的时候，是产权高于生命，还是生命高于产权？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张三一家遇到危险，跑到你家门口了，你有权拒绝收留他们吗？
李四快要饿死了，跟你乞讨面包，你可以见死不救吗？
王五快要冻死了，要求住进你家，你可以拒绝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正如这个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当然是错误的。
街头每一个向我们乞讨求助的人都可能快要饿死了穷死了，我们是不是都有义务帮助他们呢？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义务的话，那会产生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自己遇到极大困境的时候，就可以去侵犯别人的产权，比如说寒冷的夜晚非法入侵别人家。因为如果我冻死街头的话，是不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去抢劫，因为我饿死的话，也不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
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
四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拆迁的案例来反对绝对的产权观念。
一位我很尊敬的经济学老师就经常举例子：要拆迁的时候，如果有一百户人家，99家同意，一家反对。因为这一家人的反对就不能拆迁，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可以来推演一下：100户人家，一家不同意可以拆的话，两家呢？三家呢？十家二十家呢？一直到49家呢？
是不是为了社会利益最大化，都可以拆？只要是少数，就可以拆？只要是少数人的财产和权利，就可以“牺牲”掉？
不果断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坚持产权原则，就没有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会带来低效吗？
这种思维是错误的。
事实上，产权和效率并不是敌人，产权和效率是一回事。保护产权，就是保护效率。产权越是能够得到保护的地方，就越有效率，经济就发展的越好。
就像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讲到的，产权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贫穷富有。
我们大家去瓜分马云的财产，一夜暴富了，这是看得见的“高效率”；富豪们为此移民了，或者丧失赚钱的积极性了，这是看不见的效率的降低，是无数宝贵资源的浪费。
所以当我们看“效率”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只看见一时的“高效”，我们还要看到那些看不见的，看到这一时的高效会产生多少糟糕的后果，带来多少未来的低效、损失、浪费和风险。
一个少数人可以用来牺牲，用来当炮灰是社会，无恒产者无恒心，人们是不敢在这里做长远的投资的。人们不敢做长远的投资，这个社会也就没有未来。
你今天为了社会利益最大化，或者以其他什么冠冕堂皇的名义把卖炭翁的炭强行低价收购了，卖炭翁下次还过来卖吗？他还有动力生产这么好的炭吗？
卖炭翁们不再生产炭的时候，消费者们冬天用什么取暖？这样的世界，连生产都受到了打击和摧残，又会有什么效率可言？
你看到的，只是一时的高效。
五
许多人未必听过薛兆丰老师的经济学课，未必了解科斯的产权理论，但他们的观念是类似的。
他们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利，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
他们会说，朝廷对卖炭翁的炭强买强卖，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如果是出于一个好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牺牲一点小小的个人产权，又算什么呢？
但是，如果连卖炭翁的这一车炭都可以牺牲，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被牺牲不能被剥夺的呢？
如果人和人之间可以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彼此掠夺，不必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那我们人类社会跟动物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呢？
白居易
白居易的这首《卖炭翁》伟大在哪里？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对产权伦理的捍卫。
白居易没有说“产权是相对的，伤害是相互的。”白居易没有说无所谓对错，道德本就是模糊的；白居易没有说大唐朝廷强买强卖可能是出于某个伟大的目标，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白居易用诗歌表达了他的同情、哀伤与愤怒。
在白居易写下这首诗歌一千多年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在他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文明以及一切文明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
米塞斯是正确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坚持的这种绝对的产权观也是正确的。
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没有产权，就没有文明，也没有自由。
正确的经济学知识是一把武器，希望我们可以用它来捍卫产权，成为文明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