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各地中文学校掀起简体字与正体字孰优孰劣之争,这使我想起中国大陆已经去世的名学者吴宓。他在六〇年代写过一篇列举简体字不当与赞扬孔孟思想的文章。到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因此文贾祸,遭到严重批斗。从一九六六年起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他被打、被囚、被辱了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才在故乡寿终正寝,结束了屈辱的一生。
吴宓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在陕西泾阳出生,一九二一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主任、西南联大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学衡杂志社总编辑。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历任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教授,长于西洋文学研究、红楼梦研究,著有吴宓诗集,翻译法国马西尔论“现代美国之新文学”等,是治学勤奋、写作不辍的学者兼作家。
吴宓在一九五七年大陆掀起反右运动之前,曾就大陆推行的简体字发表文章在“光明日报”上,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并认为简体字不应该透过政治压力来推行。没有想到,反右时他因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更成为他的致命伤,导致他被批斗、殴打、羞辱、折磨整整十年,最后被当局从北京遣回西安家乡,郁郁以终,享年八十四岁,是苦难中苟活寿命较长一个“臭老九”。这里简述他被整受害的一段过程,让他在海外的亲友对他有所了解。
吴宓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冲击的。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冲进他在重庆的住所就打,并把他供奉妻子邹兰芳的遗象撕得粉碎,从此以后,大批小斗,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是,吴宓的生命力特别强,任由红卫兵小将揪、打、踢、骂,终于熬到文革结束,真不容易。
综合吴宓被斗的现行罪名,归纳出三个:(一)供奉臭老婆亡灵牌位,把毛主席玉照随便贴在墙上,有冷落毛主席之实,有反对毛主席之嫌。(二)在课堂上向学生放毒,反对简体字推行,怨责口粮不足,说什么“三两尚且不够,何况二两乎?”(三)肆意宣传帝国主义——美、英、法的文化。
红小将命令吴宓跪在毛主席象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仆倒,接着红卫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醒过来之后,红卫兵已离开,他挣扎爬起来闭门思过,检讨自己罪行,销毁文件、日记、著述、文稿、书籍,以免留下罪行挨打。没有想到抄家接踵而来,家里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都被抄走。几天后,吴宓便被关入牛棚。未几,又被单独隔离,住在一个积水二寸的小房间。房里只有一张木床,工资取消,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维持他的“生存权”。
吴宓生活虽苦,活下去已无问题,但却准备随时挨批斗。十年中斗了多少场,他都记不起了。只知道有两种斗法:一种是集体斗,另一种单独斗。两种都很可怕,每次都挨打,有时左右打耳光、有时有鞭抽、有时用棍打、有时用针刺,不论哪一种方法,都令人疼痛难熬,恨不得当场死去。
斗争的方法虽可怕,斗争的姿态更难忍。在红卫兵一声令下,被斗的吴宓得立正、屈膝、躬腰、低头、双臂前探如喷气式飞机,然后迫他交代、揭发、追问、批判,满场都是吼叫声,他则被拉扯、踢打、辱骂。红卫兵追究吴宓的历史罪名有: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等。对这一切罪名,吴宓绝不抗辩,只支吾二句后就不吭声,这样还可苟延残喘三五日。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张永清,也在劫难逃被批斗,历史系讲师某君受不了痛苦,攀诬张永清组织一个取代中共的政党,有党章、有纲领、开过会、有人事安排、有发展组织计划、有发展对象,吴宓是其中之一。红卫兵得此口供大乐,视为“特大捷报”,所有被攀诬的人,包括吴宓都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大会小会、个别追查、车轮战术、疲劳轰炸,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
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说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他们才问他好不好玩?最后,吴宓实在受不了,喊叫救命,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耳鼻。
最叫吴宓难过的是:某次他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于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的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
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求死不得,但活得难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才停止那种惨无人道的“鼻饲”,但红卫兵继续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要他说出同谋,于是他又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对吴宓来说,这些皮肉之苦已经习惯,也知道如何应付,最使他难忘的还是难友间彼此帮助的情义。正如吴宓所说,那是“牛棚之谊”。
吴宓曾经向亲如兄弟的另一位学者张紫莲叙述一件事,他们学院的年轻院长,是一个只有五十岁的工农干部,是中共中央根据外行领导内行派到学院当院长,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也被打入黑五类,与吴宓等“反动学术权威”一样挨打被批斗。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与吴宓在一起排队躬身,让红卫兵以鞭棒打屁股。为了减轻吴宓被鞭之苦,每次他都在抽鞭挥棒时把臀部向后突出,超过吴宓,所有打下来的棍棒他都承受下来,甚至打吴宓的鞭棒也落在他身上,使吴宓十分感动。这在当时人整人、人害人、人杀人的年代,是十分不容易的一点人性光辉。
吴宓对年轻院长的“义举”很感动,曾多次向院长说:“你怎么可以替我挨打!”院长回答说:“你这样大年纪,又瘦成这个样子,怎么吃得消,再打断骨头怎么办?我年轻、身体棒,多吃几下没关系。”
有一次,四川两派造反派武斗,双方都有长短枪、手榴弹,斗得十分激烈,因此祸及被两派强迫劳动的“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天,吴宓正埋头挥锄、汗流脑轰,突然,在一旁劳动的年轻院长大叫一声:“快!有手榴弹!”说着就扑向吴宓,抱住他向挖好的壕沟飞滚,跌入沟水中,而落在吴宓身边的手榴弹爆炸,弹片四溅,接着枪声四起,土炸弹横飞,院长救了吴宓一命。
吴宓另一个“牛棚友谊”,来自一名女性“反动学术权威”刘尊一。时间已到了一九七二年,吴宓已从牛棚出来,返回西南师范学院,改善生活、恢复工资,校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告诉他“希望他加强学习,改造思想,不要辜负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恩”。吴宓历劫余生,当然对毛主席跪拜感恩。那时,吴宓已经视力衰退、耳聋目盲,看不清楚,也听不清楚,步履不稳,膝腿折断无法复原。住在右邻的刘尊一女士却来结伴照顾他,替他打饭、购物,使他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但这种生活维持不久,又出来两个专搞“群众专政”的男女来找麻烦。他们规定吴宓与刘尊一每天早上七时到下午一时做义务劳动,打扫地面、清理阴沟,但要自备工具,过几天要到专政机关去听训半天、清洁半天,再过几天还得接爱革命群众大会批斗一次,回到家中不准关门,必须端坐屋内反省罪恶,晚上睡到半夜,随时有群众专政的男女闯入屋内踢醒他们查抄,防止他们变天造反报仇。
某次,刘尊一与吴宓在造反派和当权共干押解下去劳动,共干命六十开外的刘尊一把一堆蒿草拔掉,因没有工具挖土,而蒿草根深难拔,她用力过度仰面跌在地下,吴宓立即趋前帮助,被共干制止。共干骂他多管闲事踢了他一脚,命刘尊一爬起来再去拔草,不料此时草丛中跳出一个瘌蛤蟆,那两名男女干部立即改变主意,不再叫刘尊一拔草,叫她去抓瘌蛤蟆。刘尊一没有选择,立即奉命转身去抓瘌蛤蟆,当她奋身前扑去抓瘌蛤蟆时,没有想到瘌蛤蟆比她机灵,快速跳入草丛,刘尊一又再奋身前扑,又扑了个空。此时两名男女共干一面笑一面骂刘尊一这个“臭老九”、“臭婆娘”蠢笨,并命她快把癞蛤蟆抓住,否则有她好看。刘尊一年老体衰,既恐又急,只好奋力再去扑抓,但癞蛤蟆已失去踪影。刘尊一亦已浑身尘土,脸部被丛草刺伤流血,两手也血迹模糊,样子十分狼狈。吴宓眼看老友惨状,放下手中锄地工作,去帮刘尊一在草丛中找瘌蛤蟆,两名男女共干大怒,冲上前去一脚把吴宓踢翻,骂他多管闲事,命他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然后掏出身上红宝书,朗读几段毛语录表示忏悔,折腾到晚上才让他们回去,结束了这段闹剧。
这位被整得灰头土脸的刘尊一来头也不小,她是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抗战期间投身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做过“歌乐山第二保育院院长”,与蒋经国在江西女友章亚若结拜姐妹,章生下孪生的章孝慈、章孝严兄弟后,只有刘尊一去探望、安慰她,并做了两兄弟的干妈,帮章亚若抚养这两兄弟很长一段时间(她从不向吴宓之外的人透露)。
吴宓与刘尊一在受难期间彼此照顾、互相关怀,成了好朋友,但他们所受的磨难、所受的批斗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毛死之后还没有结束,而斗争他们的男女共干仍然把他们视为阶级敌人,硬把他们往死里整。他们的说法是:“让这此臭老九彻底改造,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爱国理论。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批准从陕西来的吴宓的外甥儿——他妹妹吴须曼的儿子把他接回老家。吴宓不想回去,因为他与妹妹一家人很少见面,无共同语言,而自己已经八十二岁,眼盲腿断、行动不便,更重要的是他三个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不再认他这个“反动爸爸”。他想留下让刘尊一继续照顾他,但刘自己也患了癌症,不久人世。晚景茫茫,吴宓只有含泪离开四川,两年不到传来他在家乡逝世的消息,那是一九七八年的一月十七日。一九七九年中,西南师范学院革委会为吴宓开了追悼会,郑重评价他是“有真才实学、道德高尚、热爱祖国的学者。”
吴宓在九泉之下,知道中共为他“平反”,是不是又一次感谢“党和人民”,再一次向“毛主席”跪拜感恩,并向“祖国母亲”保证不会辜负“毛主席与党和人民天高地厚之恩”。
我之所以这样说,绝无讽刺吴宓之意,假如吴宓历劫不死,活到今天,也会象北京大学另一名“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一样,受尽殴打羞辱后,不但感谢“党和人民”宽大,甚至为中共五十多年的暴行掩饰解脱,并把共产党加害中国人民的政治暴行解释为“父母打错了子女”,子女不应记恨,相反要向“党和人民”交心,叩谢“祖国母亲”不杀之恩,感谢毛主席天高地厚之情。
公元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季羡林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自己被中共解放后所受的种种苦难,包括反右被打倒,文革被欺辱,批林被囚禁,一律无怨无悔,并表示对“党和人民”永远忠心耿耿,绝不会为过去所受苦难而对“党和人民”不满,尤其不会怪毛主席与“光荣、正确、伟大”的共产党,因为党就是父母,而毛主席则是“人民”,其地位比父母更亲,被毛主席和党整肃,就等于父母打子女,子女岂可记恨之理。所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爱党,而且更听党的话,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在此之前,季羡林把他在文革期间所受的苦难,写了一本谓《牛棚杂忆》的书,在海内外畅销,赚了不少稿费,但“党和人民”似乎不大满意,因此季羡林立即在海内外的杂志上撰文解释,甚至在去台湾访问时,对台湾的文人畅述他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说:“假如不是美国帝国主义当年作梗,台湾早就回到祖国怀抱,达成统一,那么台湾独立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季羡林的种种表现,当然赢得“党和人民”对他欣赏,让他在北京大学做研究所所长,为他出版专书,又委他为人大常委,而“北京大学”那些忠于党的年轻精英更是对他的爱国心表示赞许,即使到了“退休”之年,也要求他继续传道授业,给他高职厚薪,花园洋房,享尽“祖国母亲”的宠遇与厚爱。
但海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季羡林的表现有异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学者周质平教授,看到季羡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他的“父母打错子女论”有所批判,并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怎么可以这样讨好史无前例的残暴政权?岂可把那些男女共干当作父母热爱?这是什么道理?
周质平教授批评季羡林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副刊,立即引来广泛反应。有人著文回应,有人写信去北京大学给季羡林,痛斥他无耻,其实骂他的人不知道季羡林的表现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不论任何一个共产国家)是常态,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帝制延续下来的传统。尤其是,当海外知识分子生活得消遥自在之际,季羡林正遭到人类难以忍受的迫害与羞辱,尊严扫地,生命不保。因此,当他历劫不死,焉得不对“党和人民”感恩戴德,这是人类正常的反应,实在不应对季羡林苛责。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季羡林在文革中的遭遇:季羡林真正感觉到浩劫灾难将来的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国大陆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季羡林经过“人人过关”,“人人洗澡”的整肃后,与其他北大教授一同奉命到北京东郊外的南上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才又奉命匆匆返回北京大学参加“革命”。
季羡林当时是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一回到北京就见到贴在校园内批判他的“大字报”,罪名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散文“春满校园”,内容是热情的歌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把他对北京大学的感情倾注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想到批判他的人认为他歌颂“春天”,而“春天”则象征着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
季羡林看见校园内到处有挂着木牌、被押到台上受学生群众批判的同事、朋友。对于这些牛鬼蛇神,季羡林为了自保,只好远远避开;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红卫兵上门抄家、批斗。明明他爱党爱毛,却说他对毛爱得不够,挂毛象不热心,再加上他保留太多旧书、旧信、旧文件,这些东西在“破四旧”的活动中,应该被毁掉、扫掉,不可以珍藏留存。
在文革初期,季羡林还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中立消遥派,可以暂时避开激烈批斗打击的待遇。但好景不长,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冬之交,他就被卷入风暴中了。他开始每天被批斗、殴打、羞辱。为了生存,他向红小将低头屈膝,站在毛主席象前叩头问安,检讨罪行。所受到的迫害,不但痛苦,而且残忍,既没有尊严,也没有廉耻。古人所说“士可以杀不可辱”,到了共产时代变成既可辱又可杀。季羡林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既在六〇年挨饿,到了六七年后整整十年间又挨打又挨杀,一个个都生不如死。
台湾癫疯文人李敖歌颂中共政权,说:自从共产党政权成立,中国人不再挨饿,也不再挨打。这种“幸福”,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资格享受。假如李敖仍留在中国大陆,相信也必在劫难逃,说不定早就向马克斯报到。
神通广大的红卫兵,果然在多次抄家中找到季羡林的罪证:(一)在一个竹篮子里有一堆还没有烧尽的信;(二)他老婶母的枕头下藏有一柄菜刀;(三)有一张石印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照片。这三条罪可大可小,大到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乱棍打死;小到必须被拳打脚踢,耳光相向,凌辱漫骂,背曲腰弯。
在“罪证”确凿之下,季羡林觉得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想自杀。他亲眼看到历史系的汪教授、中文系的总支书程某及其他许多教职员工自杀求死成功。他们有的吃安眠药、有的吃敌敌畏、有的跳楼、有的卧火车轨道。虽然,死后仍被“党和人民”视为“畏罪自杀”;但人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岂不痛快?
在斗争季羡林的红小将中,有两个是“贫下中农”及“烈属”(类似李鹏的身世)出身的学生,他是因为政治身份极红进入北大求学,其实是根基浅、智商低。季羡林为了贯彻党的政策,特别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结果他们在批斗季羡林时反说季对他们的关心与帮助完全是“阶级报复”,在打季羡林耳光与动手动脚殴辱季羡林时还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
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季羡林几乎天天被打被批斗。家不但被抄,而且完全被毁,在红小将打砸抢下,家中已无一件可用的物品,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是季羡林决定服安眠药自杀。
季羡林终于知道,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没有活的自由,也没有死的自由,想自杀谈何容易。
就在季羡林决定求死之际,红卫兵突然上门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押去批斗。他们把季羡林带到北大最大的聚会场所,命他面壁站立,与其他牛鬼蛇神一样低头认罪。在认罪的行列中,不断听到红小将的喝骂声及打耳光的声音。终于季羡林也重重挨了几个耳光,打得他满嘴是血,接着背后又挨了一记重拳,然后腿上又被重重踢了几脚,他想转头看看打他的是谁,一口浓痰吐在他脸上。有人高声喝叫:“不许乱说乱动”,季羡林立即低头不敢再看,也不敢抹去脸上的浓痰。
季羡林的忍耐仍然得不到红小将的欢心,接着下来便押他站上批斗台,要他弯腰、低头,并再命他“往下弯,再往下弯”。他支持不住,以双手扶膝,却又招来一顿拳打脚踢,红小将不准他扶膝,也不准他张望。但从批判的声音听去,他只是陪斗,被批斗的主要人物是更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季羡林在被批斗时,最害怕的就是游斗示众。解放军、工人阶级与红卫兵联合组成的造反派在第一次游街示众时,把他押上一辆敞棚的车上,车子进行中,群众夹道观看,兴高采烈,但脸上充满对季羡林的刻骨仇恨。他们向季羡林挥拳,往他脸上吐痰,用石块向他投砸,把季斗得昏头转向,不辨东西。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样仇恨他。好不容易挨完游斗,车子还不知在何处停下,他睁大眼睛想看看自己身在何处,突然被身边一名大汉,飞腿踢中他的后腰,把他从车上踹了下来,跌爬在地上。没有想到,他刚想爬,一名工人阶级的汉子冲上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当场把他打得七孔流血,又跌到路上,此时突然听到有人喝叫:“滚蛋”,季羡林如闻纶音,立即连爬带走离开革命群众,但已混身血汗。
第一次批斗所受的凌虐,居然打消了季羡林自杀的念头,他想:这样重大的打击,他还可活下来,今后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何必求死,他相信会熬过去。
接着下来是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批斗,季羡林尝够了“祖国母亲”加在他身上的惩罚,为了应付批斗,他开始锻炼身体去对抗侵害。他回到睡觉处,自行练习喷射式——低头躬身、两臂后伸、弯膝曲腿。果然身体抵抗力增强,即使被斗三小时,姿势不变,晕而不倒。在此之前,他只需被斗半小时就腰酸腿痛,浑身汗水,身体摇动,脑袋发胀,两眼发黑,耳朵轰鸣,最后是不支倒地,被造反派上来踢打,骂他装死,使他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此刻,季羡林已完全可以应付,真是得感谢毛主席给他的锻炼。
被斗挨打两年之后,季羡林被送去劳改。他以为劳改虽苦,总不致每天受辱挨打。没有想到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可以在路上碰面时鞭打他,看他不顺眼,随时可被掌嘴,踢屁股,弄得季羡林在劳改期间不敢走大路,只敢贴着墙边走阴暗潮湿的小路。尽管这样小心,还是逃不过殴辱。
某次,季羡林走小路,被一枚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插入脚底中间,钉尖深入,拔出来后血流如注,造反派见了,不但不同情,还勃然大怒骂他,并要他滚蛋,然后又把他调去煤炭厂劳改,由当家的工人看管。工人在那些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颈上挂一个十公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他的歪倒的名字,然后再押到台上批斗,所有被送去煤厂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形容煤厂是阎王殿,十分可怕。季羡林每次从批斗台下来,变成了一块没有知觉的走肉,被工人大众象死狗一样拖来拖去,没有知觉,也不知人间还有荣辱。他实在不明白以整人为乐的工人还有没有人性!
在严重迫害折磨下,季羡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睾丸肿得象小皮球,两腿不能并拢,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他爬去医院求诊。医护人员因为他是黑帮,拒绝为他治病。没有想到,后来慢慢就痊愈了。
过了不久,季羡林又被送去牛棚,牛棚内也是地狱。他被迫每天背毛主席语录,如果背错或背漏,就会遭到毒打,并被诬为反毛。他目睹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因背错语录,被打得鼻青眼肿,还有一名学者因背错语录,被当众打耳光,并命跪地向毛主席磕头求恕。
有一位西语系归国华侨老教授,重病在身,起不了床,造反派要他躺在床上接受“改造”,最后被活活打死。在牛棚内有不少人自杀、有不少人发疯。而这些人都是留学欧美名校的硕士、博士。当年都以为中共令“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向中共靠拢,投入中共怀抱,结果均死于非命。
在文革十年中,被整死反而是一种福气,因为活罪更难受。所有在牛棚内的教授、学者,走路不可抬头、不许翘二郎腿,更不准笑。长期管制下,他们一个个低头、并膝,甚至完全不会笑,因为一笑就会被打被辱。笑变成一种罪过,甚至是可能致命的理由。长期下来,这些饱学之士,即使活着,也生不如死。
共产党人深知,平常道貌岸然、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学者专家,一个个仗着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自命不凡。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解放军和莘莘学子。因此,当农民翻身、工人当家,当然应该受到监管控制。在饥饿与暴力之下,这些学者专家,尊严荡然,颜面扫地,为了吃一顿饭,他们向共干奴颜婢膝。为了怕挨打,他们会向当年的学生、现在的造反派屈膝叩头。为了避免受辱,他们可以向那些农工献媚讨好,低声下气有如哈巴狗。
季羡林目睹一名受不了屈辱而发疯的教授,半夜跑到丛林中伫立哭泣,白天看见造反派就跪地叩头求饶,最后还是受不了而上吊自杀,自绝于人民!
最令人难堪的是造反派戏弄牛棚里的男女学者,强迫他们喝尿吃屎、饱痰罐水。如有不从,就拳打脚踢,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季羡林就经常碰到这种事。
某次,季羡林在牛棚中准备睡觉,突然外面有一人喝叫他的姓名。他立即放下手中一切,赤脚跑出去报到,发现是一个姓张的学生叫他。他跑上去向学生鞠躬,没有想到张姓学生喝叫:“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季羡林回答说:“我不是出来了吗?”季羡林还没有说完,就感到脸上和头上一阵热痛,原来这名学生以胶皮包裹的自行车链条迎头打了下来,接着全身挨了十几下,每一下都打向致命地方,尤其集中在头部,把季羡林打得脑袋嗡嗡响,眼前冒金星,甚至不敢躲闪,直打到混身钝痛、火辣、麻木,将晕倒之际,耳边听到了一声“滚蛋”,他就连滚带爬逃回牛棚内,后面惹来一片嘻笑哈叫之声。季羡林惊魂未定,检视身体,发现眼肿了,五官流血,手脚打木了,好在骨胳未断,只是外伤。
最叫季羡林难忘的是“解放军之怒”。某次,一名“解放军”讯问他,他的反应慢了一点,便被视为顽固抗拒,“解放军”拧住他的胳膊把他押进一座楼内,楼内全部是工农大众、小将学生、“解放军”头,他们叫口号、念语录,震耳欲聋,接着拳头如雨打在他的身上。这些自称不要人民一针一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刻却差一点要了季羡林的命。
这种非人生活一直延到七〇年代,毛死江囚之后才得到平反、宽赦。季羡林这才体会到“母亲错打子女”的滋味,对于“祖国母亲”,他无怨无悔;对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分子、台独分裂主义却仇大苦深、恨之入骨。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