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0日，北京街头上诸多美团外卖员在等待接单。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去等单子，要一直刷才会有单送。”在上海当外卖员的陈奕（化名）说。
来自江西的陈奕上月告诉大纪元记者，他在上海的美团兼职送外卖四、五年了，但现在外卖越来越不好做，“以前是单多人少，现在是单少人（外卖员）多。”
当前，外卖员人数爆增，失业人员、研究生等挤了进了这个行业，配送费也降低，可是外卖用户却在减少。
外卖用户减少
陈奕说，现在大家工作不忙或者被裁员失业，点外卖的人少了很多。以前很多人点烧烤、小龙虾等外卖，现在麻辣烫、烧烤的单量减少很多，最明显的是夜宵单没有了。
“大家没有钱不消费。”他说，“外卖单量下滑非常严重，是断崖式地下滑，下滑约30%。”
上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大陆网上外卖用户规模为5.21亿，较2021年12月减少2299万。
今年30岁的董珍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上塘镇“饿了么”全职送外卖。4月1日她向大纪元表示，现在居民下单量比较少，但加入外卖配送的人特别多。
董珍（化名）曾与丈夫一起经营环保工厂，后又接手母亲的饭店。受疫情影响，饭店亏钱严重，夫妇俩不得不关掉饭店双双加入送外卖员行列，因为“有两个孩子，一家老小要养活”。
身为90后的董珍，受生活所迫，在风雨中送外卖两年多了。她边说边哭，“真的天啊，我觉得我真的是⋯⋯（没办法）。”
2023年3月20日，北京街头上美团外卖员不断刷手机，希望尽快接到单。
外卖员暴增研究生也跑外卖
外卖订单减少，可是外卖员却爆增。
中国外卖平台美团发布的《2022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22年有超过624万名外卖员在美团工作，比2021年的527万多出近一百万人。
另一平台“饿了么”2022年蓝骑士报告显示，114万骑手从平台获得收入。截止该年底，发牌闪送员数量超过200万。同年12月“饿了么”称，外卖员注册量创新高，单日最高新增约二万人。
董珍说，外卖员很饱和，“我们团队去年是一百二三十人，今年将近两百人”。不少大学生也来跑外卖，所在乡镇的外卖团队里就有好几个大学生。
陈奕身边就有两名大学生送外卖，其中一人是研究生毕业后当程序员。他说，这位研究生被一家网站裁员，因为要还房贷，还要准备小孩奶粉钱，不得不做外卖。
“他的爹妈都没有钱，他没有资格啃老，没有资本的话，就得工作。”陈奕说，“为了钱，为了生活需要开销，家人都需要钱。”
最近大陆网络热议的硕士生陈涛也做过外卖员。3月下旬，陈涛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自述，他2011年从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曾做过五六年的文化记者，后又尝试公关、新媒体等相关工作。2022年创业失败后，临近38岁的他在北京当起了外卖员。
近期，网络还热议“广州历史上第一次骑手招满，而且，本科从业率达30%”。网民嘲讽称，外卖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也差不多了。
配送费减少
除了外卖单数量减少，外卖员的配送费、补贴费也下降，导致外卖员整体收入锐减。
《新周刊》3月30日报导，长沙每单基础配送从4元（人民币，下同）下调至3.5元。2022年年底，北京配送费从7.5元降至4元。原本规定的雨天每单补贴3元，现在降至每单补贴1.5元；1500元／人的推荐费，也降到800元……
同月，美团发布的通知也显示外卖配送费大幅降低。如出现大量三元多的订单，一百多元的大单没有了大额补贴，配送费只有四元多。自由亚洲电台3月报导，外卖员说，这波降价实在是太狠了。达达、顺丰、同城也相应的进行降价，深圳外卖配送费进入了三元时代。
浙江跑外卖的董珍对大纪元说，2021年配送费为4元一单，2022年配送费下降2毛为3.8元一单。
陈奕在上海也碰到配送费降低的情况，若下雨、下雪钱会多一点。他告诉大纪元记者，四五年前刚跑外卖时，他每个月收入达1.2万元（人民币），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在6000元左右。现在，全家的收入才一万元左右。
“以前用户点一份外卖大多是三十多元，现在只点二十多元，甚至十几块钱的（东西）”，陈奕说，大家不敢花钱买贵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济下滑”。
今年3月，中共政府网称，今年1至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6万亿元，同比下跌1.2%，其中，中央收入减少4.5%。全国税收收入3.94万亿元，降3.4%。主要税收中，消费税同比下滑18.4%，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大减21.6%。个人所得税减少4%。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3月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各项税收收入大幅度下降反映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1、2月的下滑程度“非常罕见”，中国经济处于停摆状态。
2023年4月1日，北京一位外卖员在电动车上休息。
外卖员的心酸
董珍说，外卖员在配送过程中会遇到“恶劣的天气”“刁蛮的顾客”等。
“说句实话，送外卖真的很心酸。”她说，有些很没素质的顾客会指着你的鼻子骂。刮台风的时候，摩托车上的伞撑不住，只能穿着雨衣、雨鞋在外面奔忙。
她与丈夫都在跑外卖。她是饭点时间集中跑送，丈夫是早上6时许就出门，晚上10时许才回家。两个儿子经常被放在家里，夫妻俩在家里安装监控“看护”孩子。她居多时候是下午2时许才回家给孩子送吃的。“经常是看一下监控，看两个孩子在家里面的活动情况。看一下大儿子有没有在写作业，小儿子有没有在捣乱，家里面有没有别人进来⋯⋯”董珍说。
前年的一次经历让她印象深刻。那是一个台风天，马路上积水很高，董珍和丈夫还在外面送外卖。突然停电了，家里漆黑一片，她无法通过监视器观察家里孩子的状况。“孩子肯定害怕呀，然后大的就抱着小的。”董珍说，她给丈夫送完雨鞋后，才赶回家看孩子。
她说，之前不敢想像两个孩子会这样子自己在家里待着，但“真的是没办法”。
陈奕在送外卖时曾遇到苛刻的客户，有时高档小区不刷卡电梯不运行，自己得爬楼梯上高层送外卖，若是送成箱的水就够累的了。
“我没有休息过，休息一天当天就没办法收支平衡。”陈奕说，“在上海，租房、水电费、吃饭每一项都需要开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