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塑造成香港”的可能性受到热议。图：2023年3月30日，中国海南省博鳌市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共总理李强发表演讲
3月29日，在博鳌新闻中心举行的“蓬勃兴起正当时—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五年来进展成效”新闻发布会上，海南宣布全面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此话题30日冲上微博热搜榜首位，而“海南塑造成香港”的可能性也受到热议。
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毁了香港后，打算重造一个“党控制”下的“自由港”，但外资会买账吗？而所谓的“自由市场”能没有法治吗？且自由经济体和党的领导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在党的控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由今日香港的褪色、殒落，昔日的“自由繁荣香港”已经消失不见就可知端倪。不过，既然谈到昔日“亚洲四小龙的香港”，难免让人想回顾“昔日香港经济奇迹”是如何出现的。这也让我立即想起已故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邢慕寰院士41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
一块石头的奇迹
那是1982年8月18-21日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的长文，篇名就叫“一块石头的奇迹”，说的是“香港经济成长的故事”。由于邢院士发表时论的态度谨慎，不轻易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一旦决定发表，一定是掷地有声。他不但学养俱佳，更关心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黑板经济学家”，而是走入实际社会、冷静观察实际情况，在经过一段摸索过程后，由原先倾向于某种形式的计划经济，最后坚信自由经济观念，且奉其为圭臬。他在1947年8月第一次到香港，亲身体验到香港的落后，二十多年后（1973年）再到香港，颇惊讶于香港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邢院士在1972年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担任经济系讲座教授，并在1973～82年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及研究院院长，1982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其间尝试替香港编制国民所得帐，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知之甚稔，因而对其费时勉力写出的对1950到80年代三十年间香港经济成长的观察，就不能等闲视之，应该极具参考价值。
纵观全文，邢院士对香港在三十年间由一块顽石变成一颗钻石的“经济奇迹”，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香港政府在大体上知道什么应该由政府做，什么不应该由政府做，也就是说，香港政府扮演了很适当的角色。
邢院士强调，香港政府所做的事不限于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界定的符合于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主义的范围—亦即对内维持治安（包括法律与秩序），对外维持“国防”。当时的香港政府很当然的把这两件事列为首要，而对外维持“国防”，在实际上就是加强对内维持治安。就只香港政府每年用在防止偷渡的边防费用，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而偷渡对香港治安及其他方面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邢院士还特别指出，香港政府做了一件忠于史密斯所界定的分内事，此即“保持一个廉洁的政府”。尤其自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后，对于惩肃贪污雷厉风行，使政府官员相当清廉。
政府做“对的事”
此外，香港政府又做了许多由维护社会治安延伸到改进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事，最突出的实例是“公屋”计划，虽名为促进社会公平，实际上是在维护社会治安。这与史密斯主张的“最少政府管理”的原则距离更远。
比“公屋”计划还要远离此原则的，有教育（包括职训）、社会基层设施（包括交通系统的发展和淡水库的兴建）、经济基层设施（包括海港码头的扩建和工业园地的开辟），以及其他直接间接着眼于促进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个一向以自由经济著称的城市竟有规模庞大的公营企业—铁路运输（地面和地下）与海埔造地；同时政府对不少涉及公众利益的民营企业加以管制，例如水、电、煤气、电车、公车、计程车、渡轮等企业的订价需由政府批准，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房租管制”。而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毛额（GNP）的比重，由1970-71年的13%升到1981-82年的23%，更可看出香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的相对分量与年俱增。所以，邢院士说，若有人仍以为香港是放任主义的最后堡垒，或把香港政府看成“懒管事”的殖民地政府，那他必定是被骗了。
不过，邢院士提醒注意，香港政府与年俱增的庞大预算在1980年代初己引起政府内外人士关心，但很少有人批评香港政府缺乏效率。而港府的所作所为，虽有“见仁见智”，大体上获高度支持，毕竟港府的作为是为着维持一个安定的社会和利于发展的环境。
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利用此种社会环境生财致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与成长，港府认为完全属于私人范围的事，完全不加以干预，这就是港府所强调的“积极不干涉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
积极不干涉政策
在此政策下，所有私人企业除盼望港府积极改善一般经济发展的环境以外，都不期待任何形式的保护和奖励。它们都必须自力更生，在本地市场和海外市场与全世界的相同企业进行无情的竞争。因此，一个企业家决定设立企业以前，必须对它可能面临的机会和风险深思熟虑，在设立之后，更要随时注意国际市场的动向。若他的判断大致正确，且其经营又有绩效，就能赚大钱，且能继续扩充业务；反之，若判断太离谱，且经营又无效率，就要赔大钱，因而被迫缩减业务，甚至关门大吉。同样的，每一工作人员必须随时发愤努力，才能上进而免被淘汰。其实，这就是那只“不可见的手”之自由运作的景象，是借“市场机能”决定企业和个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力量。若该力量能充分发挥，一个社会就可达到“人尽其才、货畅其流”的境界。邢院士认为，香港在1980年代初较其他社会接近这个地步。
邢院士还提到，同集体经济比较，港府可说完全避免用强大而笨拙的“可见之手”(由上而下强制执行的集体经济计划)代替灵活的“不可见之手”，因而不发生集体经济计划所引起的资源浪费和工作懒散的问题。同采取较多干涉的新兴工业国家比较，港府也避免用保护和奖励的手段诱导私人投资某些特定工业，因而在市场情况变动时政府不会受到压力而东扶西护，使原本无竞争力的病态工业苟延残喘。
就在港府和民间分工合作、各尽职守、勉力打拼下，成就了昔日的“香港经济奇迹”。换句话说，在政府“做对的事，且将对的事做好”下，民间各界人士在“不可见之手”的“市场机能”引导下共同成就了香港奇迹。政府的职责在“营造并维持一个公平、公正、安全、自由的投资和生活环境”，对经济活动“积极不干涉”。或者可以说“政治帮助经济”而非“政治干涉或妨碍经济”这个原则的采取并且落实。
那么，由“昔日香港繁荣”的经验来看今日的海南发展，在“共产党”的党全方位掌控下，能有全面的经济自由吗？不是如本文开头所言，“自由经济体和党的领导是自相矛盾”，在党的控制下，怎可能会有“自由港”的存在呢？一个蓬勃发展的自由香港在回归中共后已被腐蚀摧毁，怎能奢望“假、恶、斗”贪污腐败本质的中共，可将海南变成昔日的香港呢？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