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拿给周恩来时，他非常高兴，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恩来的想法是，要利用这次会议的一切机会，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经济建设。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正确的，合乎国家的最高利益。但这却不完全合乎毛泽东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搞世界革命、要当头的愿望。因此，毛泽东批评外交上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是一大失误。后来，台湾问题也确实突出了，给美国来了个"绞索政策"，就是我们即使有可能，也不收回金门、马祖，为的是把台湾拴在那里，可以让我们随时敲打。
"波匈事件"后外交政策更加向"左"
1955年1月8日，刘晓接替张闻天任驻苏大使。1月19日，张闻天回国，到外交部任副部长。我也于3月初回到北京，做张闻天的联络员，在外交部一干就是5年。
1956年夏，我参加了一些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本来，我只是跟张闻天去北戴河，为他起草《论和平共处》的发言稿。但由于近水楼台，"八大"的整个准备工作我也了解一些，不光可以看到发给张闻天的文件，还有机会参加讨论。看了头几稿的政治报告，我的一个感觉是，内容偏重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经验，显得有点儿骄傲，似乎是在把各兄弟党的代表请来办训练班，听我们上课。心想，这种做法对外对内影响是不会好的。我每看一遍，就向张闻天叨咕一次。有时也向李克农等熟悉的领导同志和个别参与起草文件的秀才谈这个话题。后来，听张闻天说，在8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讲了这个意见。有些人也有同感，所以最后决定推倒重来。回到北京后，张闻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负责组织修改报告的国际部分。他传达了同陈伯达、章汉夫、乔冠华去周总理那里商谈的情况，然后就布置乔冠华、浦山和我着手修改。实际上，是完全另起炉灶了。
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主席趁势逼赫鲁晓夫作检讨，迫使他在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府宣言。对此，毛主席决定要立即表态，发表一个政府声明，让张闻天、王稼祥、刘宁一等组织起草。于是，他们到外交部会议室坐镇，找来乔冠华、熊复、王力、姚溱和我拟稿。乔冠华领着大家到另一房间，先商量内容后分工，由王、姚和我各写一段。写好后交给等在那里的张闻天他们。他们没有多大改动，随即打印报送主席和总理，第二天就正式发表了。事后得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时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公开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狠批大国沙文主义。这些内容是我们既没想到、也不敢那么尖锐地提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感到，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例如，对"波匈事件"的处理，我和大家一样，对毛主席的决定完全拥护。但有一点却不怎么理解，就是为什么先是坚决反对苏联干涉波兰，而没过多久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不过，无论如何，"波匈事件"的处理，使中国在苏联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也有点儿好事变坏事的意味，导致我国内外政策更加向"左"，后来的反右派、大跃进、反修防修、中苏关系破裂等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埋首业务应付各种"运动"
从我回到外交部，各种运动几乎就没断过，而且环环相扣，一场运动没完又开始了另一场运动。有时，还出现大运动套小运动，弄得人眼花缭乱。对于这些运动，张闻天一直抱着消极应付的态度，因此也从来没有要求我积极参加过，更没有给我布置过什么任务。这为我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做个逍遥派，能不参加就不参加，非参加不可的时候也是随大流，做做样子。因为自从参加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以后，我对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就没多大兴趣了。
这倒不是事后诸葛亮，实际上，就整个思想来说，我还是围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打转转。对一些运动，理智上还是拥护的，以为是革命的需要;但感情上，对于总是整人有点儿反感。在这种情绪下，我就埋头业务，一天到晚忙于看材料和写东西，对运动想得不多，既不反对，也很少参加。无论是肃反还是反右派，我都做了旁观者，从来也没有当过积极分子。
陈毅的粗犷与张闻天的严谨
1958年2月，陈毅代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在外交部召开的务虚会上，陈毅号召大家给部领导提意见，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要大家对其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十多天后，在陈毅的一再要求下，张闻天有准备地对总理的领导在充分肯定后提了3点意见，即：对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抓得多，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党组会开得少;同部内各级干部联系接触少。章汉夫和姬鹏飞等人也提了类似的意见。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陈毅把话题一转，批起了张闻天。并且从延安整风讲起，第一次公开讲出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狭、高、空、怯、私"的指责。由于从来没听说过，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惊。接着，大家对张闻天提了一些意见。直到张闻天被迫做出4点检讨后，事情才告结束。
据我个人的观察，陈毅和张闻天的作风大不相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气质，他的工作态度非常严谨。陈毅则是将军(元帅)加诗人，作风显得粗犷豪放。陈毅不拘细节，容易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有时在外交场合就显得不完全适应了。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965年9月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提到：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