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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外交部元老何方回忆:君出翻云覆雨手,臣为和平共处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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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张闻天是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对国际问题不但熟悉,而且有许多独到见解和高明看法。我们当时写的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调研报告,为驻苏使馆研究室来了个开门红。因为张闻天本来就不同意金日成的南下统一,也不同意我们后来的抗美援朝。在他和中央多数人的意见遭否决后,他就一直密切注视着朝鲜问题的发展,希望战争早日停下来,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搞建设。

上是默许的。这样,邓小平回来就"教训"越南,实际上是打给苏联看的。当时,他主张对苏联态度要强硬一点儿。

7月17号,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认为"苏修是世界战争重要策源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观点值得研究,苏联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值得考虑。7月18号,邓小平又发表讲话,来了个大翻盘,看样子是针对胡耀邦的。他说:"战争危机确确实实越来越逼近了,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一条线的战略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所以还是要立足于早打、大打。"那个时候,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邓小平还是这种观点。

越南战争打完后,邓小平到处看,看来看去,提出两大问题,一个是无论如何要发展经济,我们太落后了,老百姓太穷了。邓小平讲得很悲壮,说现在我们的农民一个人一年平均一两百块钱,全国能吃饱饭的人不多;另一个,外国发展速度快得惊人。

我觉得,1980年前后,我参与宦乡和李一氓的上书这件事,有特别的意义,很值得进一步说说。先谈宦乡的建议。通过学术交流和研究,宦乡对我们现行的外交政策产生疑问,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较大调整的时候了。经过多次酝酿,宦乡提出,以他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上书中央。这是1980年春夏的事。商定后,就请原总参二部的张静怡执笔,他也很快写出来了。宦乡和我们几个人一看,觉得不太成熟,于是命我加以改写,最后写成一篇《关于建议同美国拉开距离和调整对苏关系的报告》。我们的意见是,国际形势正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且苏美对峙仍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适当拉开一点同美国的距离,改变一下对苏联的僵硬态度,使双方竞相有求于我,我国力量虽小,但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大三角关系向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篇报告经宦乡修改后直接上报中央,据说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与此同时,也是1980年前后,李一氓在中联部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中六个重大问题,写成一组《讨论稿》报送中央。在这些《讨论稿》中,有几个是影响到我们国家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一个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还是老看法。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为此,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李一氓列席。在谈到和战问题时,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帝国主义分明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终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和思考。

李一氓提出的另一个《讨论稿》,是不同意所谓"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认为这种立论没有根据,不成其为"理论"。不但导致在国际共运中完全孤立,而且脱离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建议不要再提这个"理论"。后来,他向我转达,中央当时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此后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先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争鸣。这一建议非常重要,为后来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的做法,做了思想准备。

后来,邓小平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脱钩了,胡乔木也和这一理论脱钩了。1982年,在准备"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李慎之参加了国际形势部分的起草。李慎之问胡乔木:"讨论国际问题要不要谈三个世界理论?"胡乔木的原话是:"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十二大"以后,中央文件、中央讲话基本上就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了。

后来,邓小平的看法逐渐变化了。1984年,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讲,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一点儿变化。后来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讲了一下,说过去毛主席老讲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又讲了好几年。现在看来,应该有新的判断。他强调:"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1985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讲到,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方的发展。南方发展起来北方才有余地,才有市场。实际上,和平问题就是苏联和美国问题,发展问题就是指第三世界的发展。这样,思想就得到了解放。"帝国主义论"过时了吗?

1989年后,情况又发生了逆转,舆论界不但批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而且从上到下相当普遍地批评说,以前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讲得太多了。就在这时,陈云发表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认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他找胡启立问:"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说不上来。他说:"帝国主义五大特点没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现在有些人说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人物》2011年第7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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