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上海一位前记者告诉本台，众多和她同一年代新闻系毕业的同学，在最近十年内陆续转行。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2023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中国排“尾二”，仅高于朝鲜。有资深中国记者受访时，感叹新闻自由在中国消失殆尽。另一名上海前记者告诉本台，她新闻系毕业的同学，在最近十年内陆续转行。排名中位居140的香港，较本身在2019年的排名下跌67位。有离散港人组织呼吁各界关注28名被逮捕和起诉的香港记者。
众多中国年轻记者转行改做企业公关或直播带货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八零后”前记者张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和她同期毕业的新闻系同学，在最近十年内陆续离开报社或电视台。
张佳说：现在就说我以前的那些新闻系的同学，还有我以前做记者时候所有的同事，全部都已经转行了，留在媒体继续工作的可能连1%都不到。
张佳还说，这些年轻记者转入其它的行业，主要原因是记者不能自由报道。
张佳说：一个是收入不行了，媒体已经没落了；第二就是他们现在所有的新闻自由度已经失去。转型后的记者一般去从事企业公关，或者企业市场部，或直播带货。
民国和八十年代是中国新闻自由时期
贵州老记者赵先生曾是中国西部地区一家晚报的创办人之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投入新闻工作，对比当年，赵先生感慨现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为零。他对本台说，中国新闻从业者的黄金年代是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
赵先生说：我是八十年代做新闻的，初登新闻舞台，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角色，还敢说几句话。最好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中期、胡耀邦带头说真话的时期。1989年以后就不行了，麻绳见水节节紧。那时候人们还敢说几句话，新闻记者好像是无冕之王，现在还是有冕好。
赵先生说，在1989年之前，中央一度酝酿草拟《新闻法》，但是“八九学运”被镇压以后，局势大变。他又指，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新闻行业进入至暗时刻。
赵先生说：那个时候政府反腐可以说没有力度，但是新闻报道有力度。现在不行了，两任总书记之后就没了，还不如民国时期，当年鲁迅每个月薪水400大洋，还敢骂国民党。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三发表的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180个国家里面，中国大陆排“尾二”179位创新低，虽仅胜于垫底的朝鲜，但比伊朗、叙利亚都要差，被无国界记者组织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记者和新闻自由倡导者的监狱”。
对岸的台湾排第35，领先日本、韩国。
香港在榜上排140，夹在南美国家、毒枭大本营哥伦比亚以及非洲国家、恐怖组织盛行的索马里之间。报告里面提到，去年全球有55名记者和4名媒体合作者因公殉职。
中国官媒对“世界新闻自由日”讳莫如深
中国官媒周三对“世界新闻自由日”的话题讳莫如深。而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公开武汉疫情被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刑3年，本周日刑满出狱后，却找不到立身之地。另外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报道疫情，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4年，目前仍然身陷囹圄。
离散香港传媒人呼吁关注港新闻自由被削弱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报告指，自从旨在打压独立声音的《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这个曾经的新闻自由堡垒，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挫败。由离散香港传媒人组成的《香港海外传媒协会》，希望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呼吁，大众和捍卫新闻自由的组织，继续关注28名被逮捕和起诉的香港记者，在香港司法制度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他们极有可能面临重判和监禁。而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不少已被关押两年多候审，有的更被单独监禁，协会要求港府尽快释放被囚同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透过影片发表致辞表示，“记者及媒体工作者从事他们重要工作时都直接成为攻击目标，记者们每天都受到骚扰、恐吓、逮捕和监禁”。古特雷斯指，“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命脉，但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新闻自由都在受到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