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素有国民党“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之称陈布雷的女婿，又是中共在国统区从事特务工作的领导核心成员；他曾担任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第一书记，也曾两次被开除党籍，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文革中他遭到殴打和凌辱，前妻陈琏惨死，文革后又当选政协委员，继续为中共站台……他叫袁永熙，他起起伏伏的悲催人生的背后，都与他效力的中共主子有关。
胸怀理想却走入歧途
据袁永熙陈琏之子陈必大在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老照片(第25辑)》中的回忆文章，袁家祖籍贵州修文，祖上有人在明朝时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此后，袁氏家族绵延十八代是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这说明袁家祖上积了大德行，而且袁氏子孙德行亦不亏。
清朝末年，袁永熙的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后做过知县、观察使，到了其子袁祚廙（yì）时，清朝废除了科举，但因其精通文墨，又与当时清朝大臣袁世凯同姓，所以在袁世凯新军当文书，后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辛亥革命后，袁祚廙凭借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成为官商，先是做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
袁祚廙先后娶了五位太太，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多一点）。袁永熙的母亲王氏是苏州人，出身低微，曾给人做过丫鬟，但为人温良谦让、勤谨体贴。袁永熙在全体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他出生时袁家生活还相当不错，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日常生活中很讲排场。他的大姑是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子赵天赐的妻子，二姑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儿媳妇。
1929年袁祚廙去世后，袁家走向衰落，因无人可以撑起门户，收入锐减，其府邸也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全家搬到了一处小一些的宅院。此时袁永熙12岁。靠着售卖古董字画，全家人基本衣食无忧，袁永熙等袁家子弟也完成了学业，甚至上了大学。
因为家道中落以及所受相对自由化的教育，心怀“以民间疾苦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文人情怀的袁永熙，如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为马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所吸引。袁家八子袁永辉最早开始左倾，先是参加中共组织的学生运动，之后参加中共武装。抗日战争时，他已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可悲的是，1941年在康生发动的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袁永辉被当作潜伏敌特枪决了，直到四十年后才被中共“平反”。
受袁永辉的影响，包括袁永熙在内的几个袁家子弟也逐渐走上了红色歧路。袁永熙1935年高中毕业后，他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因此经常到清华大学和五姐夫孙国华教授之弟孙国梁、朱自清教授之女朱彩芷等人一起阅读所谓的“进步”书刊，即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讨论时事。中共北平崇德中学党支部书记力易周后来回忆说：“他是地下党的培养对象。”无疑，中共早已盯上了他。
不过，因用功过度，袁永熙得了肺结核并咳血，他只得卧床休息。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并组成西南联大。次年春，袁永熙带病随五姐和朱自清教授家眷一道离开北平，同年5月到达西南联大的所在地昆明。
在昆明，力易周等中共党员自动组成中共临时党小组，后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总队部”，力易周任总队长，袁永熙任总部组织干事，后者也正式加入中共。不久，袁永熙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
在西南联大为中共效力
1939年1月，中共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云南省特委改为中共云南省工委，马子卿改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其亦负责西南联大内的中共秘密党员。当时的昆明属于民国政府辖区，国民政府不允许中共组织公开活动，因此中共在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后方学校、机关等发展党员，自然只能秘密进行。
由于彼时西南联大中共秘密党员分属于三个系统，马子卿便下令将其合并编，成立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因力易周受一起冤案牵连而被审查，袁永熙被任命为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邢福津任组织委员。二人还是联大学生社团“群社”的重要成员，并利用公开合法的学生团体进行活动并发展中共秘密党员。其后成立的其他社团，部分成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功用与“群社”相同。
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机关设在八路军在重庆的办事处。1939年暑假，袁永熙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西南地区八所大学党支部书记训练班，训练班主持人是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即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谁料想，训练班结业后，袁永熙因结核病复发而吐血，错过了留在南方局工作的机会，继续回西南联大为中共效力。
这一年秋天，在西南联大的新生中亦有不少中共党员，其中就有民国赫赫有名的文人、深受蒋介石重视的陈布雷的女儿陈琏。1919年出生的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因陈夫人生产时身亡，所以人们怜惜地称她为“怜儿”。陈琏6岁前一直由外婆抚育，被宠爱有加，是以性格中有一些任性与倔强。6岁时，她才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后来违背了父亲的意思，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琏随陈布雷到重庆上中学。期间，她读到了中共在延安出版的一些书刊，思想比较激进，并在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高中班主任的介绍下于1939年加入了中共，走入了歧途。之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入学后，她在袁永熙的领导下负责发展女性党员工作。
到了1940年，西南联大已有中共秘密党员83人，占云南省247名中共党员的三分之一，为西南联大中共党员最多的时期，中共云南省工委遂决定成立中共西南联大党总支，袁永熙任总支书记，陈琏任宣传委员。两人在接触中产生了感情。
当年9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又任命袁永熙为青委委员，李晨接任总支书记。此后，中共利用学生党员，逐步控制了此前由中国国民党和三青团控制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共发展史上一再出现。
1941年，国民党为反击中共不抗日打友军的做法，在皖南一带消灭了叶挺部的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利用壁报抨击国民党，国民党军统于是派员到昆明，准备按照名单抓捕，袁永熙和陈琏都在名单上。
听闻消息的中共云南工委立即安排袁永熙等人撤离学校，到昆明周边地区躲藏。此后，又让他们利用可靠的社会关系或职业，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袁永熙遂来到四川省江津县的白沙，居住在他的五姐夫、国立编译馆孙国华教授家。他化名“李义劳”，在中学任教。
陈琏也秘密撤离了昆明，并在行前给姐姐陈秀寄了一封告别信：“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细姊，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此时的她根本想不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带给她的最终却是噩梦。
尽管充满了热情的陈琏渴望前往延安，但中共却是另有打算。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在外躲藏一年后的陈琏回到了陈布雷的身边，并利用父亲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搜集情报。
1944年抗日战争后期，不抗日的中共却借国军溃败之机，提出所谓“成立联合政府及联合统帅部”的建议，西南联大左倾教授如闻一多等也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等。在此情形下，袁永熙被中共安排回西南联大复学，同时继续在联大发展中共党员，因为此时的联大所剩党员不足20人。
配合中共攫取胜利果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共不听国民政府号令，在东北华北收编和消灭日军，攫取胜利果实。在中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之际，抵御外侮的民国政府则是元气大伤：大部分地区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严重，百业待兴；而且国民政府内部政治腐败，致使国家整个运作迟缓，丧失民心。
蒋介石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际和国内重要问题，并一再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比如致电斯大林)，希望中共能够罢兵休战，共同参预战后的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10月1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会谈纪要》，也称《双十协定》。从达成的十二方面协议来看，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在法律面前同有平等合法地位”的协定条文，在事实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因为上述条文于嗣后被写进了政协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无疑是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具体成就和重大成就，亦是一个民主国家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
然而，毛在和谈结束，在喊完“蒋主席万岁！”回到延安后，马上向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进攻”的命令，公开破坏《双十协定》。
彼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与中共关系密切，蒋介石于是派嫡系部队，迫使其下台，同时任命李宗黄代理主席，关麟征任警备司令。李宗黄上任后，开始限制中共的活动，禁止游行。袁永熙等中共地下党于是不断制造事端，并组织昆明三十多所大学、中学罢课。关麟征派人殴打学生，后不知何人扔出手榴弹，造成四名师生死亡，几十人受伤。
袁永熙和中共借机发动舆论，谴责国民党。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同意解决丧葬费、抚恤费、医疗费、赔偿费等要求，“惟惩凶须国民党中央处理”。同时李宗黄被“调离”。袁永熙和中共看基本达到目的，就配合学校复校。
袁陈结婚双双被捕后被保释
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原址复校，袁永熙奉中共之命回到北平，以金城银行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陈琏也从南京前往北平，以贝满女中教员的身份，协助袁永熙工作。在中共炮制的美国兵“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案后，两人都参与组织了北平大学生反美罢课等行动。
1947年，袁永熙去上海汇报工作时，其上级领导、也是中共建政后的首任监察部长钱瑛对他说：“你和陈琏相爱多年，该结婚了。婚后，有陈布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更有利于隐蔽。”
当年8月，袁永熙与陈琏结婚，而陈布雷之所以同意二人结婚，也是为袁家曾经的头衔和家世所蒙骗，根本不知袁永熙的底细。因“革命事业”的需要，两人的婚礼十分隆重，不仅众多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等参加，而且证婚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但陈布雷因公务在身，没有参加。
陈琏的特殊身份为夫妇二人在北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在二人结婚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当局在查获一处中共秘密电台时，发现了“袁永熙”的名片，导致二人被捕。因缺乏明显证据，国民党北平当局将二人以“共党嫌疑”空运押到南京，交国防部由保密局处理。此事自然也惊动了蒋介石，蒋在反复调查后证实与陈布雷无关。同时，因无法确认二人的中共党员身份，蒋告诉陈可以保释，但请他“严加管教”。
1948年1月底，陈琏被保释出狱后，回到慈谿老家。陈布雷随后设法保释袁永熙。一日，狱方手持印好的“悔过书”发给在押人员填写，其上文字是：“余受共产党煽惑，误入歧途，为奸工作，危害民国，愿悔过自新……”其中有一位自称曾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者，对袁永熙说：“我年轻时也信仰过马列主义，后来阅历增加，方知马列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知识分子是个信仰问题，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办个手续，保证你没有事。”袁永熙说，“我没有误入歧途，也没有受人煽惑，我无过可悔。我不签。”也是中共秘密党员的狱友梁霭然对袁永熙说：“既然我们没有误入歧途，那就在这些字句面前一律添上‘并未’两字，这样就改变了“悔过书”的性质，又不激怒他们。”袁永熙便按此办理。
不久，袁永熙被转押南京陆军监狱。1948年5月28日，陈布雷和袁永熙的姐夫叶公超（外交部次长）出面，将袁永熙保释出狱。袁永熙被保释后，陈布雷让其住到家中，并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并嘱咐他要“好自为之”。
此后，他还为女儿女婿在南京各找了份工作。袁永熙陈琏夫妇遵照中共的吩咐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继续搜集有关情报。
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后，陈琏夫妇在中共安排下，秘密前往苏北中共统治区，并在中共占据北平后回到北平。
效力中共反接连遭其迫害
1949年袁永熙回到北平后，中共对其在狱中的表现进行了审查。这大概与毛和中共对地下党处理的秘密指示，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关。中共中央青委审查后的意见是“恢复党籍，留党察看一年。”但主管部门认为袁永熙“政治动摇，不敢坚持真理而向敌人屈服，丧失党员气节”，官司打到了刘少奇那里。最终妥协结果是将袁永熙“开除党籍，批准其重新入党”。也因此，当年老毛接见参加中华全国学生第14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袁永熙被认为不符合条件而被排除在接见之外。不知那时的袁永熙是否内心很憋屈，因为中共居然否定了其过去十几年为中共效力的历史。是不是很讽刺？
其后，袁永熙被分配到团中央学生部担任秘书主任、副部长。1953年，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则为蒋南翔，两人此时产生了矛盾。1956年袁因“政治条件不合格”被撤职，改任校长助理，蒋南翔继任党委书记。陈琏则先后担任国家少儿部长、华东局文教处长、全国妇联执委等。
1957年“反右”时，因为入狱经历以及陈布雷女婿的身份，袁永熙被打成“右派分子”，并被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他还作为“党内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背叛共产主义袁永熙做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如此骇人的罪名，下场可想而知了。他再次被开除党籍，职务一降七级，还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南苑生产队劳动改造。其间，他放羊、喂猪、掏厕所，已多年患肺结核的袁永熙又染上了羊身上的布鲁氏杆菌，整日发高烧，病了一年。
陈必大回忆：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没有英勇牺牲；二是“被使用”而没有意识到要报答蒋南翔的“再造之恩”。
而陈琏则成为“右派家属”，三个孩子也自然成为了右派子女。在压力下，不得已，陈琏选择了与丈夫离婚，并独自带着孩子前往上海生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希望可以躲过这场风暴。
陈琏虽然暂时躲了过去，但是她的弟弟陈遂，一位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却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到宁夏去劳改，之后音信全无。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知晓他1962年已在中共人为制造的大饥荒中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陈遂误食毒草而亡，终年36岁，连家都没成。
1965年5月，摘掉“右派”帽子的袁永熙被遣送离开北京，到河北省南宫县中学当教师。蒋南翔当时说，没送你到边疆，已是很大的照顾了。同年10月，南宫中学32岁的化学教师张兰芬和袁永熙结婚。1966年，文革爆发，袁永熙成为南宫县的“黑线“人物，被称作“刘少奇在南宫的定时炸弹”，“袁世凯的孙子”等等，遭到殴打和凌辱，但妻子张兰芬没有抛弃他，还竭尽全力保护他，而这是他从劫难中活下来的重要原因。
而文革则将陈琏彻底打入了深渊。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将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历史。9月，又一批人员出差为她的问题外出取证。陈琏还蒙在鼓里，对此竟无察觉。社会上一个个叛徒被揪了出来，她还对自己的问题处之泰然。她的姐姐担心地问她：“这回，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小袁这回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没有事儿！”
陈琏说得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明明白白写着：“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可造反派们还是找到了陈琏是“叛徒”的铁证，那是一张蒋介石夫妇吊唁陈布雷时与其家人的合影。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陈琏遭受批斗而被迫忍受屈辱。由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么残酷啊！同志一转眼间会被当作敌人！”有口难辩的陈琏最终选择了自杀。
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死前留下绝命书，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时年仅48岁！
陈琏自杀后，对她的批斗并没有停止。华东局机关召开声讨大会，列数种种罪状，说她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抗拒运动，畏罪自杀，这是又一桩叛党行为，并当众宣布开除的她的党籍。
结语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中共承认“袁永熙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并为其“平反”。陈琏也被“平反”。然而，陈琏已死，袁永熙近三十年大好年华也已失去，他们悲惨的遭遇，究竟谁是祸首呢？而心怀理想的他们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1982年，袁永熙被任命为北京经济学院院长。此后担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中风。1999年12月，袁永熙病逝，享年82岁。
陈必大曾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您重过这一生，您还会选择投身革命吗？”从袁永熙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因为理想而效力中共的，而一直困惑他的一个问题是：“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
陈必大感叹道：“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但愿被中共欺骗更多的中国人能从中得到启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