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法拉盛，一名男子在反对习近平的游行尾声抢走抗议者的标语，并与抗议者发生肢体冲突，随后被警察逮捕。美国之音的现场报道记录了这一幕。警察在场，镜头也在场，仍然有人动手。若只说一句“情绪激动”，事情便算解释完了，未免太省事。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发生类似事件。2023年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一名路人推搡两名举牌的法轮功人士，并将他们的音箱扔到马路上。《华盛顿邮报》后来调查发现，另有反对习近平的示威者遭人用旗杆、喷雾及拳脚袭击。其中，张开宇与两名同行者在离开抗议现场时遭一群男子围殴；张一度失去意识，随后到急诊室接受治疗。抢标语、扔音箱、围殴离场者，程度不同，却都能让准备参加下一场抗议的人想到同一个问题：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那么，动手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能因为没有查到收钱记录，就把可能的利益关系一笔勾销。旧金山事件已有一个具体例子：《华盛顿邮报》查阅微信群消息后报道，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曾为赴旧金山欢迎习近平的支持者支付酒店及餐饮费用，以鼓励他们参加活动。中国使领馆否认相关报道的指控，称欢迎者自愿参加，并指责反对者挑衅及施暴。酒店和餐饮费用并不证明领馆付钱指使任何人打人，却足以说明，参与政治活动的实际好处未必表现为直接发放现金。
再看陈军案。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案情显示，陈军与同案人接受中国政府官员指示，试图通过贿赂一名他们以为是税务局官员的人，推动针对神韵艺术中心的税务调查。他们交付了部分贿款，并提出进一步付款。陈军最终因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及贿赂等犯罪，被判处二十个月监禁。这是一个已经通过司法程序确认的例子：针对美国境内异议团体的行动，确实可能存在来自中国政府的指示与资金，而不只是参与者自发的政治热情。但陈军案的证据不能直接移用到纽约抢标语者身上。
这正是问题所在。既不能因为陈军案，就断定每个街头动手者都接受指令；也不能因为尚未查到某个动手者的利益关系，便替他写好结论：不过是个人冲动，别无所图。
更何况，利益何止一笔现金？有人可能获得活动经费，有人可能获得人脉、办事便利或事后帮助。这些只是调查方向，不是对具体当事人的指控。真正应该查的是：谁组织人员到场，谁与动手者保持联系，事前有没有鼓励，事后有没有提供法律或其他援助。
一块标语本身不值钱，但让举标语的人下次不敢来，便可能产生远超标语价格的效果。旧金山已经发生过离场抗议者遭围殴的事，纽约又出现当着警察的面抢标语的事。反复发生，不足以证明幕后必有同一只手，却足以说明，不能每次都只调查现场那几秒钟。
没有证据，就不能断定谁给了好处；但没有查到好处，也不能宣布无人受益。抢标语者为何认为值得冒险，谁从抗议者受到干扰中获益，过去动手的人最终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些问题若不追查，下一次街头冲突发生时，人们恐怕又只能听到那句熟悉的解释：“一时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