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称自己为“失败者”，这是一种自嘲的说法，成败不取决于一生得失，要由历史来裁决。
我们不能说张志新是失败者，不能说彭德怀胡耀邦是失败者，不能说六四一代是失败者，更不能说彭载舟及白纸革命的年轻人是失败者，他们只是尚未成功而已，他们最终将获得成功，这一点殆无疑问。李怡一生追求的理想没有实现，不是不可能，只是来不及。
李怡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有些我们看到，有些未必看到，但可以盖棺论定的是，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瑕不掩瑜。
李怡不只一次引用鲁迅的话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句话成了他的人生信条。他坚持自我，最终自我完成，都是建基在自我解剖的前提之上，当他遭遇横逆与人生选择时，他有足够的勇气与自己的过去宣战。
在回忆录中，他对《七十年代》与中共决裂一事的交代意外地简略，甚至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其中有没有难言之隐我们不知道。他说《七十年代》创刊是他的主意，得到直接领导人的同意，这位直接领导人，照我所知是左派出版界老前辈蓝真。
我认识蓝真时，他是左派“三中商”（三联中华商务)总管理处负责人，后来改名为联合集团。江湖传闻，蓝真在一次出差（或旅游)途中，被新华社在未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夺权，此后被迫退休，长时间担任天地图书顾问，因此我与他也有过比较多的接触。
蓝真个性开朗，长袖善舞，喜欢读书，有见识，虽然人不在江湖，但出版界中人都尊重他，他也热心关心香港出版业，与年轻编辑交朋友。蓝真与罗孚类似，都是香港左派人士中“两头真”的前辈，他思想开放，私底下敢于批评大陆政治上的封闭，也支持出版一些揭露中共黑暗历史的好书。
《七十年代》创刊，成为左派言论重地，得到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的肯定，蓝真的直接领导当然“功不可没”。但当《七十年代》与中共决裂时，蓝真也必然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当其时他与李怡之间如何互动，回忆录一点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颇令人遗憾。
李怡提到罗孚有试过说服他，但没有结果，罗孚当中间人不成，即是蓝真说服不了李怡之后的事。蓝真才是主角，李怡与左派决裂，实际上也是与蓝真决裂。
与左派决裂是李怡命运转折点，当时两岸三地对中共都保持一定程度的热诚，连美国与西方各国也都对中共寄予厚望，唯有李怡手起刀落，与中共斩断关系，这样的胆识与意志力委实非同小可。以一人之力敌一个政权，虽刀山火海也不辞，他的自我之强大，非常人可比。
从左派营垒里杀出来，又发展壮大，成为思想文化界一面旗帜，唯有李怡做到。但其间孤立与坚守的心路历程，按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关口，可惜书中全部忽略。
李怡第二次人生转折是与泛民决裂，这是占中运动以后的事。当时年轻抗争一代兴起，本土意识广泛传播，年轻人公开喊出香港独立的口号。李怡出于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社会思潮新的动向，他选择站在年轻人一边（虽然并不支持香港独立)。关于这一个过程中的内心煎熬，书中也点到即止。
当然，这与他对传统泛民政治决策的不满也有直接关系，民主党在司徒华主导下，希望与中共合作，造成泛民与香港抗争青年之间的裂痕。后来民主党走入中联办，与中共直接谈判，更引发泛民内部的龃龉，中了中共“二桃杀三士”之计，使香港民主运动遭遇巨大挫折，民主党自此也慢慢走下坡。
李怡在本土意识兴起时，又走在众多老泛民前面，最先支持年轻人，为此甚至不惜与黎智英分手，现在看来，他的见识又高于其他泛民支持者。他又冒民主派内部之大不讳，选择了自己的路来走。
说到本土意识，我也属后知后觉，直到反送中运动后期，我才深感香港本土意识之兴起，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香港命运虽然离不开中国命运，但香港百年欧风美雨下长成的大树，根本无法移植到中共独裁的土地上存活下去。中国的事会令我关注，但只有香港令我牵肠挂肚。
附：
理想主义者李怡自我实现的一生
——读《失败者回忆录》想起的
感谢李怡家人安排，辗转收到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的李怡遗著《失败者回忆录》。听说出版过程经历一些波折，幸而还是顺利面世，感谢印刻总编辑老朋友初安民的不懈努力。
这本书分上下两册，是近年难得一见有价值的回忆录。李怡采取的是一种散点透视的写作方法，大体依时间顺序，选择影响其一生的重大时刻，或详或略，介绍其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这是一本极富写作诚意的回忆录，在近年港台两地出版界属罕见之作。
翻阅本书，发觉很多文章我都没有读过，虽然在苹果连载时，有碰上都不放过，但还是错过不少内容。现在有书在手，应该认真读一次，对了解李怡本人，以及他跌宕丰富的一生，一定大有帮助。
《失败者回忆录》有难得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李怡通过这本书，不但细数他一生行藏，而且论述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个人的思想成长﹑香港与大陆的思想理论变迁，读这本书，对半世纪以来两岸三地的思想嬗变会有更深切的了解。
李怡一生经历，涵盖了香港以及海峡两岸数十年的政治巨变，这个大历史的脉络，都可以从他个人起伏的经历中折射出来，他的历史就是整个国族历史的缩影。《失败者回忆录》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大多是他亲身经历，有切身体会，又有深刻反思的，如此全面﹑深入﹑复杂的经历，在香港人当中也不多见。
李怡一生追求普世精神文明，他接触大量西方典籍，对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当代学术成就都有涉猎，因此他的回忆录浸透了个人的文化情怀，以及与时代精神密切互动的思考成果。他关心两岸三地的文化现象，透彻了解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粹，读他的书，有助我们深入了解半个世纪以来两岸三地的文化变迁，以及在激荡的政治风潮中不同地域的文化成果。
我与李怡虽然相识多年，理论上又曾是上下级（在我退休前，他一直是天地图书董事)，但彼此私交并不多。他的一些著作由我经手，但互相交谈仅限于工作，以及国内外大势，很少涉及个人生活，因此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深入。相信看完这本书，对李怡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他的人格特质，会有更深切的认识。仅限于目前的认知，我以为李怡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值得后人取法。
李怡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追逐自己的理想，虽然他的理想一再发生变化，但那些变化都是基于他对现实认知的改变，基于追求真善美的终极关怀。在社会激烈变迁﹑价值颠覆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更难能可贵。
年轻时他追求社会主义，踏入中年与社会主义决裂，服膺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自此矢志不渝。他的后半生，又经历了从大中国情怀转入香港本土意识的思想变化，维护香港价值﹑追求香港自治，这又成为他另一个理想，他又为这个理想奋不顾身。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实践者，每逢面临政治转折，他都服从自己的理想。
李怡一生坚持自我，从不因名利地位而改变。他在顺风顺水时高扬个性，在逆境时又从不妥协，面临巨大政治与环境压力时，他站稳个人的道义立场，不肯屈膝而事权贵，这是他人格的主轴。当他在左派圈子内蒸蒸日上时，他为坚持自我而放弃一切，当他在民主派中享有崇高地位时，他又不惜与主流民主派分道扬镳。永远不惜放弃一切而坚持自我，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也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
李怡的特立独行，建立在坚忍的性格﹑面对压力时过人的勇气与智慧，也建立在他有足够的自信，善于与复杂环境周旋的灵活手腕。当他孤立时，他另辟蹊径广开言路，吸纳不同社会阶层的精英，壮大自己的思想队伍。他没有因为压力而倒下，反而借助时代风潮而一步步壮大自己，这也是值得年轻人效法的。
李怡学历不高，一生靠自学充实自己，凭借广博的学识和广阔的视野，来坚守和实现自我，如此完成了丰富而扎实的一生。每个阅读《失败者回忆录》的年轻人，都可以从中得益。
陶杰在他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其时代之云天壮阔，人事之湖海险奇，足为香港史不为人所知的珍鉴”，可谓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