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李怡都被人怀疑是中共间谍，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也多次提及曾经为中共调查部搜集台湾与海外文化人的动向，为此曾得到中共安全部门的肯定。他的妻女以“调干”（干部调动)名义移居香港，妻子经安排在左派出版社工作，住家也由左派分配。
李怡提到他的直接领导者蓝真，蓝真之上是香港中共调查部负责人潘静安，李怡曾被安排访问北京，并接受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接见。罗青长是周恩来的秘书，掌管中共秘密情报工作，李怡有此待遇，证明当时他受到重用。这些都是事实，李怡直认不讳。
当他在左派圈子内，从事中共交付的工作，这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是经常发生的事。中共搞秘密工作经验丰富，队伍庞大，不同界别不同层次都有大量潜伏人员在长期不间断做工作，相信李怡只是在编杂志之余，随时汇报一点他认为中共会有兴趣的文化界动态。这些动态可能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有用，也有可能对具体的人造成某种伤害，这都是在中共体制内发生的，李怡既然在这个体制内，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可避免。
据陈松龄亲口告知，他在《七十年代》工作时，也曾为安全部门向海外人士写过策反信。
至于《七十年代》与中共决裂后，李怡仍多次往返大陆，有人怀疑他是中共派遣的卧底，借主编《七十年代》来搜集台港与海外文化界的情报，这一点便缺乏说服力。
说中共为搜集情报，与李怡合演一出苦肉计，表面双方决裂，背后是给李怡提供一个平台，方便游走于港台海外文化圈，这在情理上说不通。李怡借《七十年代》接触海内外文化人，能取得多少有实质价值的情报？最多也就是文化界某些重要人物的动向，他们举办的活动，他们与美英和国民党的联系等等，这些情报对中共的价值，只属一般性质，起不了什么关键性的作用。
比起《七十年代》在海外知识界的影响，比起李怡办这份杂志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推动作用，比起这份杂志对包括我在内的数十万大陆新移民的启蒙，与对香港抗争青年的感化作用，那些所谓情报的价值，只是边缘性的，无关大局的，只是九牛一毛。
既然李怡办《七十年代》，对中共根本利益有巨大伤害，相反的，李怡借办杂志的身份掩护去做情报搜集，所得又属鸡毛蒜皮，二者不但不能对冲，其至是蚀本买卖，你以为中共会蠢到如此交关？
李怡大半生与两岸三地文化人广泛互动，与众多知名反共学者与活动家有深入交往，若他是中共特务，也不可能不造成明显的伤害。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这些伤害，因此说李怡是中共特务，乃是无中生有。
李怡是中共特务这个污名，会不会是中共自己放出来的呢？大胆假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要伤害李怡，没有比这个污名更好用的了。在人格上谋杀敌人，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法，比如污蔑许章润召妓，或在海外民运圈子内制造流言，破坏团结，这都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好买卖。除非我们掌握确凿证据，否则对散布这种流言的人，要提高警惕。
我与李怡没有私交，来往仅仅限于吃饭闲聊，无权议论他的为人处世，除了不认同他的某些具体观点之外，唯有那次他被指控抄袭，有损他的正面形象。
那次抄袭事件，就我看到的文本，李怡实在很难摆脱这个污名，令人费解的是，李怡为什么要这样做？以他的文笔与思想，要写同样的文章，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与其抄，不如自己写，为何李怡要出此下策？
更不该的是，事件被揭露出来，他非但没有认错，还振振有词。我忘记他提出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可能令一次抄袭合理化。问题不是以什么理由抄袭，问题是有没有抄袭，有抄袭就是错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抄袭成为理直气壮的事。
有人说揭露他抄袭的人为人不堪，这也不是为抄袭辩护的理由，错的就是错，与谁揭露无关。一个坏人揭露一件坏事，那件事不会变成好事，这是很简单的情理。
没有人明白李怡做这件事的动机，或许是一种不良习惯，或许在他文艺青年时代，这种大规模“引用”他人文章（没有注明出处)，不算是一种不名誉的行为。不管如何，这也算是李怡这个不平凡的好人身上，一个不名誉的行为。正如一个人走路，走一走就拐了一脚那样，他把自己的一生走完了，留下一个不那么好看的脚印。
读《失败者回忆录》，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我与其中一些人也有过交往，以后再随时作一点回应。不管如何，读这本书，足以了解李怡，也了解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