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东北衰退”已经从媒体热议话题变成了严峻的事实。人们对此的看法相当一致，毕竟现实摆在那儿：
迟至2004年，东北三省的人均GDP还比全国平均高近1/3，和华南差不多，但到2019年已低于全国平均1/3，是所有各大区中最差的，甚至不如西南、西北；
2005年黑龙江省人均GDP还比全国最低的贵州省足足高一倍，但前些年已被贵州反超，2019年黑龙江人均GDP均及全国平均值的一半，仅略高于甘肃，排在倒数第二；
1978年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东北一度占了四席，但到2000年前后就一个都挤不进去了，如今，前三季度全国城市GDP排名，哈尔滨仅列第47，还比沂蒙老区的临沂略低。
这些年来东北人口外流、资本却又吸引不进来（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振兴东北”也喊了多年，“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早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尽管对“衰退”本身有共识，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衰退，却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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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流行解释
第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东北经济变差说到底只是因为气候太冷了。东北的寒冷确实是世界级的，比全世界所有主要发达地区都冷，且人口密度还这么高，而二战以后人口和经济活动从寒冷地带向“阳光地带”迁移是颇为普遍的现象。
国家信息中心原总经济师范剑平就赞同这一说，理由是气候一直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极寒本来就在客观上制约着东北经济转型。因为根据这种看法，对冲传统工业衰退的两个手段（基础设施建设、非正规就业），在严寒气候下都相当不利，因为温暖的南方可以一年四季开工、摆摊。
据此，既然服务业取代工业勃兴，那么人口势必向宜居地区流动（因而东北人去往了海南），随之而来的一个推论就是：东北的衰退只是一个逐渐趋向“适当水平”的自然过程——就好像农村衰退、乡下人离土进城也都是合理的，因为现代农业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人。
美国二战后也有所谓“阳光地带”（Sun belt）的说法
这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而且归结为这样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因素，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发生的事都合理化了，似乎谁都不应该被怪罪，东北文化、东北人乃至当地政府官员都没做错什么，要怪只怪天气太冷了。
然而这很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也有那么多发达社会（如加拿大和北欧）处于寒带，事实上，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气候较寒冷的北方比南方发达；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东北的衰退是在1990年代后才出现——要说仅仅是因为不能全年开工、摆摊，那不免把经济衰退问题看得也太简单了，何况随着暖气、空调的普及，气温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在减小而非扩大了。至少，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室内从事经济活动，要不然东北人也不会比南方人更不禁冻了。
至于说到东北人往南飞的“用脚投票”是因为怕冷趋暖，那似乎也忘了一点：东北冬天的屋内可比南方不少地方的室内暖和得多，农村人口流失可也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更冷。气温的宜人可能是人们考虑工作居住地点时的一个因素，但常常却既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试问有多少人会仅仅因为几十年来住惯了的老家寒冷，就毅然迁移到一个更温暖的陌生城市？
医药专业网站“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在自述将公司整个从哈尔滨搬迁到杭州时，可根本没提到“气候”这一点，其他东北籍企业家在选择离开老家前往深圳投资时，好像也不认为气候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因素。
如果询问一百个中国人，现在如果有机会移民，是愿意选择寒冷的加拿大还是温暖宜人的菲律宾，答案恐怕至少95%都会是前者吧。何况，如果气温是决定性因素，那东北人也同样可以选择广西，为何又偏爱深圳与海南呢？
东北人口的增长确实低于国内其它省份
与此相关的一种说法则强调人口问题（人口外流、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了东北衰落。易富贤就认为，东北衰落主要是因为东北人不愿生孩子又急速老化，这确实对经济活动有相当的影响（至少比“气候”要大），不过，此君常把各种问题都归结为人口因素，他的主张似乎往往是把原先那个众所周知的命题“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简单地逆转成了“越不生越穷，越穷越不生”，但这两个命题恐怕都有其偏颇之处。
这既不能解释为何超生的人口稠密区经济未必都好，也不能解释为何长久以来东北都生得少，但唯独近些年来出现了大幅度经济衰退。更何况，国内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同样有少子化、老龄化的倾向，但它并非人口流出区，东北人口对经济的更直接影响恐怕不是新生儿，而是劳动人口的流失，并且这种流失是带着资金、技术、劳动力一起流失。
由此看来，“气候”和“人口”恐怕是具有相关性的次要因素，其解释力恐怕还不如另一种将原因归结于“东北文化”的观点。当然，一个地方的文化对经济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在《文化的重要作用》（Culture Matters）一书中所说的，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会对其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一个地方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和成功的动力，的确往往都深植于文化之中，反过来，如果像东北社会那样崇尚官本位、看不起私营个体户、拉不下脸去做买卖，那当然会阻碍民间经济活跃程度。
不过，这种解释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万能解释”，几乎什么问题都能从当地文化中找到答案，但文化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因素，它同样不能解释为何以前那么多年东北经济都好好的，却到了近二十多年才开始衰退，这些年里东北文化可没发生多大变化。要说起来，东北文化毕竟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谈不上有多么本质的区别，为何就唯独在这里阻碍了经济？
此外，这还经常和“气候说”暗通款曲，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都认为热带地区由于气候炎热物产又丰富，所以导致当地人不用劳作就能生存，助长了一种懒散的文化，最终导致其社会落后，那时他们甚至认为后来以勤劳著称的日本人也是“懒散”的。
不仅如此，曾有许多学者言之凿凿地认为，除了新教伦理之外的其它文化差不多都会阻碍经济发展，但当西班牙、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陆续兴起之后，人们开始发现，天主教文化和东方文化即便不能明显促进现代经济，至少也不至于多么严重地阻碍它的发展。
第四种解释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万能解释，那就是许多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偏爱的“制度”因素。从许多投资故事来看，东北的确没能在制度上防范竭泽而渔乃至“关门打狗”的现象，非常不利于经济活动。但同样地，在这一点上东北与关内各地是程度上而非根本上的区别。不仅如此，这也无法解释为何北海道多年来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经济衰退和人口老化——按说它在制度上与日本各地一体化，至少没有东北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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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问题的症结
沈阳铁西区的工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