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笑果文化旗下一位脱口秀演员House，在段子中说自己领养的两只野狗，让他想起八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没想到，这八个字被指冒犯人民子弟兵，其所属公司被立案调查，罚款1300多万，该公司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出均被取消。
笑果文化这几年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娱乐文化公司，其大获成功的关键便是他们旗下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他们旗下的演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留学海龟有草根打工者有教师有职员有工人等等，他们的段子和笑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调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调侃有两种：或是将自己的平凡生活神圣化或是把打破崇高，将神圣的东西通俗化，通过这种落差，从而营造出一种喜剧效果，表达出生活中被掩盖的真实，这就是他们深受欢迎的原因，也是一切艺术的生命力：真实。
这一次闯下大祸的八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八个字，是201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居委主席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提出的：“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House将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解放军说的话，放到了自己领养的野狗身上，
顿时消解了其中的政治神圣性，更是消解了习近平和解放军的神圣性；同时，要是熟知中国当代历史的还能体会到这八个字所蕴含的对历史的讽刺：中国部队的腐败可以说是最厉害的，而打胜仗如今看来更多是历史的谎言。不管House是有意或是无意，我更相信是无意的，但这个笑话的客观效果确实达到以上两种效果：一消解了极权政府的神圣性（也包括消解了中共官方僵化、陈腐的语言）；二讲了真话。而这两种效果正是极权所最为害怕的，因为这样的笑话能消解民众对极权政府的恐惧。
其实这不仅是脱口秀的遭遇，从早期的相声、小品，到其他综艺节目，甚至一切艺术，都会有着同样的遭遇。因为艺术的逻辑和极权政府的政治逻辑刚好相反，艺术的逻辑是真实与讽刺；极权政府运行的逻辑是谎言与恐惧。
1975年4月，哈维尔在写给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描述了这种恐惧：
“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将其认做实用的方法，我们追随各种外部适应的形式，来作为仅有的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因此哈维尔提出，极权社会下，无权者的唯一权力就是说真话，要活在真实中，这是消除恐惧、对待极权政府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一个极权政府最害怕的东西。
由此，也不难理解笑果文化的这个笑话为什么让中共当局如此恐惧，让他们害怕的不是笑话，而是它里面传达出的真话。为了消除这种真话的蔓延，当局肯定要杀鸡儆猴，毫不手软，比如2021年的罗昌平事件。2021年10月，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中国国产电影《长津湖》放映，许多被质疑其中历史真实的评论被删除。媒体人罗昌平在10月6日微博上写到：”
“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
1950年11月到12月，长津湖之战，很多中国士兵在低至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中被活活冻死。罗昌平用沙雕来替代”冰雕连”，同样，也打破了志愿军的神圣性，同时也质疑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笑果文化的笑话一样，这正是极权政府所最害怕的。因此罗昌平此后不久被海南省三亚市检察院提出公诉，之后被判刑有期徒刑7个月。
在笑果文化事件不久前，5月11日，香港《明报》宣布结束政治漫画家尊子在该报已有40年历史的政治漫画专栏。该专栏过去半年多以来屡次被香港官员指责“抹黑政府”。
再早些时候，今年3月，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本名李延贺）赴中国大陆探亲，疑在上海被”秘密拘捕“，至今音信全无。其亲友认为，他的拘捕与他在台湾出版多部中国禁书有关。
面对这种控制与恐惧，无权者该怎么办？哈维尔指出，有一种潜在的希望，在我们的头脑中。永远不要让自己失去思考与笑的能力。
1976年，捷克当局逮捕了“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的成员，这些摇滚歌手在一首歌《百分百》中唱到：“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他们害怕年轻人的思想和理想，他们害怕葬礼和墓上的鲜花，他们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党员，害怕所有的快乐时光，他们害怕艺术，他们害怕语言这沟通的桥梁，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害怕悲伤，害怕欢乐，害怕笑……他们害怕摇滚，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今天，我们同样可以问到：他们害怕一个脱口秀的笑话，他们害怕一张报纸的漫画，他们害怕一个出版人的书……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