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荣获南韩光州人权奖，她委托南韩朋友领奖时说：“这个奖属于每一位争取自由民主、捍卫人权的香港人”，又说：“此刻，让我们一起把这份荣光归香港”。
邹幸彤的获奖，不只是她一人的光荣，而是所有参与抗争运动的香港人共同的荣耀，证明香港人的正义行动，得到各国人民的肯定。
邹幸彤并不是很早就让香港人熟知的，她长时间一直在幕后，她做的事我们都看不见，她走到公众面前，是反送中运动中期以后了，在支联会何俊仁李卓人身后，她被推到公众视野中来。
我最初记得她，是她宁肯被国安法清算，也不肯交出支联会的内部文件，我发觉这个不为人熟知的女子身上，有我们期待的那种勇毅不屈的精神。后来陆续读到她的文章，知道她与大陆男朋友坚贞的爱情，多次看到她在法庭上镇定机智的表现，她比起那些民主派“老将们”暴露出来的畏缩浮滑，更令我钦敬。
南韩光州人权奖选中她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我相信并不着意她在香港人的抗争运动中做过什么杰出贡献，而更着重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慷慨赴义的勇气。
患难见真情，人在面对磨难时表现出来的气节与坚忍，是衡量一个政治人物基本素质的试金石。国安法之下，我们看到一些民主派老将在法庭上的懦弱游移，他们不惜“爆料”，互相推诿，嫁祸于人，以此换取当政者的宽宥。和他们比起来，邹幸彤就是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
九七年至今，香港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利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抗争，在这些和平的抗争过程中，也诞生过不同层面的政治领袖，从司徒华李柱铭那一代起，到后来的何俊仁梁家杰，再到后来的梁天琦黄之锋，基本上是三代人。
和平抗争的年代，政治上没有太大压力，大家有共同理念，一起开会游行，接受访问，侃侃而谈，那只要有基本的政治热情就可以做到，时间长了，有的人就当作是一生的志业，其实他们在人格与思想上并没有足够的准备。当政治压力大起来，威胁个人的安危，他们的内心就会动摇，就会观颜察色，寻找有利时机去处理自己的政治取态。这种人只是政治的“爱好者”，不具备真正政治领袖的素养。
今日香港人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压，很多政治活动都处于瘫痪状态（公民党正式宣布解散），对香港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保有我们争取民主自由的初衷，保有对未来的想象，保有至死不渝的精神力量，这便是邹幸彤的获奖对香港人的启示。
香港人不需要去争取什么立法会区议会议席，不需要有一个党收拢一帮人每天开会争议这个那个，更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去和当政者沟通协调，既然势不两立，那就不共戴天，等待时势改变再论输赢。邹幸彤和更多民主派志士尚在狱中，他们的受难，是为我们明天的新征程准备足够的领导力量。
我相信总有一日，香港人可以重新集结，重新找到抗争的方式，去为自己的未来发力，那时，我们仍需要更多政治领袖，他们不但具有坚定的政治理念，还有经过磨难而铸就的意志力，还有在困苦中学习﹑修炼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行动力，这是我们对邹幸彤，以及梁天琦﹑黄之锋们的期许。
反送中运动中的“无大台”运动方式，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也有绕不过去的弱点，这需要香港人在沉潜中作出反省。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坚强的政治领袖，需要就政治形势作出正确判断，需要商讨斗争策略统一行动，也需要合理的调度与分工合作。一味排斥政治领袖是不明智的，波兰团结工会有华里沙，捷克天鹅绒革命有哈维尔，南非更有曼特拉，台湾民主进程中也有一群先行者与领导者。
政治领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平白无故被人拥戴出来的，政治领袖是在政治斗争中成熟﹑积累足够的斗争经验与群众基础才形成的。政治领袖除了必备的个人特质，还要经过艰难险阻的刻苦磨练，我相信未来的香港政治领袖，会在中共的苦牢中诞生出来。
让我们期待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美国议员们提名的黎智英﹑陈日君﹑李卓人﹑邹幸彤﹑何桂蓝﹑黄之锋若有机会得奖，那又将是对香港抗争运动的无尚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