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人携一幅绢本水墨画到故宫出售，要价一万元，自言是祖上传承下来的苏东坡的竹石图。博物院专家鉴定后，认为是一幅赝品。
邓拓听说后，从卖画人手里把画借回家中仔细研究，发现应该是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于是愿意出价三千元收购此画。卖画人不嫌钱少，还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
邓拓慧眼识珠，让一些所谓专家失了颜面，这些人联络起来，举报邓拓搞文物投机，一时间掀起轩然大波。有个高层领导偏听偏信，亲自批示，要严肃处理邓拓。
康生得知此事后，用红笔批示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这些专家长期把持文物阵地，容不得别人插足。
康生之所以能替邓拓主持公道，是因为他也酷爱文物，其做法比起邓拓来，那叫不择手段。他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常常以借阅的方式，有借无还，侵占文物。
他看中了故宫博物馆的唐代陶龟砚，便借回家中，据为己有，将其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
故宫博物馆无法收回陶龟砚，只好记在账上，不再追讨。
对于收藏于民间的文物，不能像故宫那样予取予求，康生的办法是煽动歹徒前去抄家，然后趁火打劫。
1969年，得知国子监藏书阁收藏了抄来的傅惜华的藏书之后，71岁的康生不顾寒冷，第一时间便驱车前往国子监藏书库，在藏书阁里待了整整三个小时，把自己想要的书籍挑选出来，全部运回家中。
康生对于公私文物的掠夺，几近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1980年代初，曾彦修拿到了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门票，印象中地点在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内。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位女专家替大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这些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文物，无论数量和质量，康生均排第一，姚文元排在第四，张春桥没有。
康生在喜好文物的同时，也没忘了整人。文革中，他作为许多专案组的负责者和指挥者，迫害了成百上千的高级干部。“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像这样一个整人狂魔，偶尔也有良心未泯的时候，比如对待谭启龙的处理批示。
谭启龙在1967年1月前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政委。1967年11月，经周恩来同意，将原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谭启龙，送回山东接受批判。
因准备不足，第一次检查未获通过，被认为是假检查，真反扑。随后开展各种大、中、小会批斗，要谭启龙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只承认自己是执行错误，引起造反派义愤，于是对他反扭双手，强迫下跪。谭说这样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义愤，遭到拳打脚踢。
为此，谭启龙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与他联系的孙吉太写了一封信，叫儿子带到北京。信中请孙吉太转告汪东兴主任，自己处境困难，希望给予帮助。
这封信不久即转到了汪东兴手中。汪东兴于1967年12月19日批示：“请总理阅。”周恩来在次日作出批示：“康生同志阅转杨得志、王效禹两同志阅。”
康生在看到谭启龙这封信后，批示说：“请杨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确是坐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并耐心地向群众进行教育。”
比较三个人的批示，康生的批示，不但具体，而且有明确的态度，要求“严加禁止”违反政策的行动。
这和汪东兴批示的单纯转达，周恩来仅要杨、王二人阅信，并无个人表态相比，康生的批示是有明确要求的。
谭启龙后来处境改善，每次批斗，均有战士保护，再没有受到过武斗。这说明康生的批示是起了作用的。
但纵观康生的历史，整人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最初，他是迎合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到了文革，便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搜集材料，很快就能证明某人不是特务就是叛徒。
而且，康生整人之无情，可以翻脸不认人。原中宣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1960年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共事，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非但如此，康生还授意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传达他的指示，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康生整人，其实是比较随意的，证据并不重要。师哲写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生》，其中讲到一个细节。
1943年4月，有消息称敌人可能进攻边区，康生就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师哲（保安处一局局长）叫去，布置两人抓人。抓入的理由，康生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要防备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师哲两人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圈圈点点，嘴里不停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圈点完后，要师哲两人把打了“。”号的人都抓起来，打了“.”号的人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
师哲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发现打了“。”号的人中，有个名字是“师树德”，他惊讶地叫道：“这是我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呀？”接着把这个名字下的“。”号划掉。师哲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就把“。”号换成了“.”号。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汪金祥也奉命在中央直属机关抓了不少“嫌疑分子”。
抓人之后，即正式宣布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人都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1980年，死后的康生被重新评价，鉴于他所犯罪行，被开除党籍，骨灰从八宝山公墓移出。领取骨灰时，康生的第一任妻子陈宜没去，是由她儿子张子石同康生的第二任妻子曹轶欧前去领走的。
由于康生的原因，张子石受到牵连，被撤去杭州市长的职务，进行隔离审查。审查结束后张子石回到山东老家，从此隐居不问世事。
2023-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