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周一良结束了他八年的美国留学生活，携带妻儿返回中国。当时，中研院、北大、清华一听说他回国，都争着要他，但周一良出国留学是燕京大学资助的，依约须回燕京服务，所以他如约去了燕大任教。后因房子和副教授职称不能令他满意，于次年转往清华外文系担任教授。但胡适仍希望他到北大任教，结果未能如愿。
胡适认为，周一良是燕京出身研究文史最有希望的人。他懂日、英、德、法、梵、藏等语言，很有天赋。
顾颉刚在他的古代史研究中，谈及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也认为周一良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两人一致的看法，都觉得周一良是继承陈寅恪学术研究的最好人选，一旦假以时日，前途无量。
周一良在清华教书，前后三年，正是中国历史巨变的时段。
那时候国共双方除了在战场厮杀之外，还在另一个战场争夺人才。胡适是希望周一良离开大陆的，但没有做到。对此胡适曾说：“他的没有出来，实在是个很大的损失。”但周一良没有南渡，也是有其原因的。
据他自己说：“国民党专机‘抢运’知名教授，其中当然没有我。进步同学暗地工作进行挽留的，我也不在内。”（《毕竟是书生》）也就是说以他当时的知名度，在国共双方心目中，都还不够分量。
当然他如果想走，是有条件走的。他出身于华北大资本家，经费上是没有问题的。他写信问父亲周叔弢走与不走，答复是不要离开，还给他寄来了一笔应变费。于是，在天地变色的时候，父子两人都留了下来。
周叔弢后来成了红色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中，主动放弃定息。1950年被红色政权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是新政权需要的统战对象，与荣毅仁一样，成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周叔弢比毛泽东大两岁，却多活了八年，92岁时还做了一年的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病逝。
周一良没有父亲那么当红。1951年，他到四川眉山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土改，回来以后，学校已经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我那时候还是比较年轻，解放的时候我才37岁的样子，没有作为重点，重点还是冯友兰他们，岁数比较大的人，我还轮不上。所以，也做了检查，检查思想，从家庭出身这些方面来检查的，触动也不是很大，也没有怎么太感觉到震动。”
非但如此，在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周一良被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在内控名单上，属于可以利用的对象而渐被重视，将其提拔为北大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为了不辜负培养，周一良开始主动地洗心革面了。
1953年，他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的文章，对一向敬重的胡适进行批判，称其为“文化买办”。1954年，他参加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文化界又一次掀起批判胡适的高潮，周一良再次投身其中，按上面定下的调子，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因为表现积极，周一良在1956年被吸收入党，并由教研室主任提升为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是翦伯赞。翦伯赞是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当时处于大红状态，地位很高；周一良位列副主任，说明已经是相当受重视了。而人性的变化也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1957年整风反右，好友丁则良被诬陷为三人反党集团，丁不堪屈辱，愤而投湖自杀。周一良不但不能为其辩诬，还在批判会上发言，批判好友“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
随着运动的深入，周一良的两个妹夫，也因言论获罪。妻子邓懿在向单位领导汇报思想时，提到写信动员在美国的亲人回国，用了谚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单位领导认为邓懿“诬蔑社会主义祖国是狗窝”，对其进行批判，并准备给她戴上右派的帽子。邓懿回家向丈夫诉说此事，周一良不但不予安慰，还站在官方立场说话，令邓懿气愤不已，与周一良关起门来争吵。
运动结束，周一良以其坚定立场，安然无恙。但目睹老友屈死，妹夫中箭，妻子横遭批判，他深感世道凶险，自此更加谨言慎行。就连日记，也一改过去的做法，只记何时何地开何会议的流水账，再无任何议论文字。
1958年，在又一波学术批判运动中，入党两年的周一良，竟然毫不留情地响应号召，批判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对此，陈寅恪送周一良“曲学阿世”四字，在编订《丛稿》时，将记录与周一良师生之情的序删掉，与之断绝师生关系。
这断绝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能否秉持学术研究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陈先生坚持了一辈子，周一良却中途放弃。二人之分道扬镳，就是必然的了。
环境压力，使周一良不断提升“党性”，压抑人性。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他赏识的右派学生夏应元，说夏辜负了他的希望。他批判编写“北京史”的同事，说商鸿逵教授是“黄色文人”。历史系学生张胜建被错划成反革命，分配时学非所用，回校请他帮助解决专业对口问题，他不但不予帮助，还以“大道理”教训张。
此后直到1966文革前，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都能频见周一良的身影，其表现十分活跃，不消说是周一良非常春风得意的年代。
直到文革乱起，周一良参加“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才被突袭抄家。陆平当校长时期，周一良和周培源、侯仁之、季羡林四人都是校方评定的又红又专的教授。陆平被打倒后，四人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种帽子纷至沓来。周一良从此深陷苦难，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反共老手”、“美国特务”等诸多帽子，数不清的大小批斗会接踵而来，“受够了人身侮辱”。“几个人把我按住跪倒在地上听他们咆哮”。有一次“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还有令人恐怖的“喷气式”，尤其是那种活动的喷气式，“两臂被人抓住，向后高举，脑袋又被使劲往下按，这种姿势下还被推着行走，恨不得几步就趴倒在地，实时又被揪起。”“我向前趴下去，只有嘴啃地，而坚硬的牙齿碰地就不能不吃亏。我游完以后，上下门牙好几个受伤松动，几个礼拜不能咬东西”。
以上受难情景，来自周一良的亲笔记述。这和文革前春风得意的境遇，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了。
1969年，混乱的形势渐趋稳定。这一年10月，北大在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和陕西汉中分别建立分校，历史系绝大部分教员都分派到鲤鱼洲分校。周一良被认为是改造好的教授，没有去江西，而是去了北京门头沟开门办学。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年9月，周一良出任历史系革委会主任。这是过去翦伯赞的职务，此时翦伯赞早已自杀，就由周一良取而代之了。
1972年批林批孔。1973年初，谢静宜奉命组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个大批判组发表文章时，以“梁效”为笔名，取“两校”的谐音。
批判组成员共39人，除军宣队和“掺沙子”进来的工人各一名外，个个都是饱学之士。接到调入的通知，有人欣喜，觉得组织信任；有人勉强，谈不上乐意；有人很不情愿，但也不能抗命。
大批判组撰写的文稿，全是奉命之作，由上面授意，下面根据授意具体阐发。这授意有时候只是一纸提纲，然后聚集一群人展开讨论，鸡一嘴，鸭一嘴，串成一篇稿子。再送往高层过目，或增或删，成为定稿。
这样的文章，完全不接地气，明明民不聊生，却能写成莺歌燕舞。众人看得多了，也就暗地骂声狗屁，不理罢了。等到那四人倒台，审查梁效班子，追究起文责来，才发现梁效发文181篇，仅有一篇短文为一人所写，其余180篇文章，都是集体创作，竟没有一篇是纯粹一人所为。
周一良在梁效中的角色，是负责注释。他和其他注释组成员，并不参与文章的写作，只是注释文章中的古典诗词、典故，或将其翻译成白话。据说，译成之后会送到中南海，由护士念给主席听。几个人的作用，其实就是一本活字典而已，谈不上什么大恶。但让周一良招怨的是，批林批孔动员令发布全国的时候，他被安排站到了前台。
1974年，“梁效”班子根据指示，编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用以证明林彪是孔子的徒子徒孙。这份材料作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附件印发全国，影响之广，起点之高，非一般文章可比。当时梁效的文章，各大报刊都要纷纷转载。
梁效如日中天时，国内媒体，“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火得一塌糊涂。周一良也跟着火了一把，最火的时候，他和谢静宜一样，是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
有一天，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林批孔。江青在会上拉长声音向台下发问：“郭沫若来了没有？”万人丛中，站起一个老头，唯唯称在。这一年郭沫若82岁。第二天，大会继续开，坐在主席台上的，有两位“梁效”成员，是奉命来给批判材料中的孔孟语录作注释性讲解的。其中一位，就是周一良。
和台下的郭沫若比，周一良此刻格外风光。这种风光的代价，换来的是四个人倒台后，周一良与另外三位注释组成员，被骂为京城四大无耻。
接下来三年，是持续不断的审查。
充当过梁效顾问的几个人，在北大组织的批判会上，分别受到声讨。周一良一天批三次，魏建功两次。82岁高龄的冯友兰，领导觉得可以不必参加，但群众不答应。所以哪怕七八月的天气，也要天天接受批判。不过，相比文革初期坐喷气式的冲击，这次的批判有了文明的色彩，没有肉刑，是个进步。至于其他审查方式，一仍其旧。隔离、追问、站台、低头，一样不少。
有一天，周一良收到了一封有头无尾的信，展开一看，只有四个字：“无耻之尤。”言简意赅，道尽了对他紧跟上意的谴责。
这种日子，到1980年才告结束。回顾既往，周一良痛苦地承认，自己是“奴才羽翼两兼之”。
他后来更从《袖中锦》得到启发，并治印一方：“祸自上宠。”
至此，经过彻底反思的周一良，似乎有点明白了。
1980年魏建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见到周一良，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对此周一良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后来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
这话倒是问到点子上了，可惜没有直接说出。说明只要环境宽松，面对像周扬这样的文艺大领导，周一良也敢于在内心表达质疑了，并非一见领导就吓到腿软，而没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客观而论，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周一良还算是灾难少的。“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学者谢泳的这番思考，比一味地追问个人的道德操守，要更有意义得多。
参考资料：
郝斌《截屏再瞥周一良》
《家父周一良的尴尬人生》
《毕竟是书生》
孟彦弘《师友信札日记中所见的周一良先生》
2024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