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30日，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六四档案图
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34周年。就在去年， 中共当局严酷的防疫“清零”政策导致“白纸运动”爆发，也标志着中国新一代人的精神觉醒。那么这一代年轻人是怎样了解“六四”事件的？而“六四”真相又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今年5月，作者冰乐（笔名）在海外发表的小说《渴望》中，写到了一个和“六四”事件有关的情节：“2011年6月4日，是小女孩岳莹的8岁生日。那天，自小学习京剧表演的她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个密码被妈妈预设为“198964”的红色存钱罐。可是，每当岳莹问起妈妈为什么要选择这串数字作存钱罐的密码时，妈妈的脸上，总会浮现出那个小小的她所不曾见过的复杂神情……。”
“六四”密码
身为00后的作者冰乐告诉本台，小说中这个情节实际源于她的自身经历：“真实的经历就是，家里每每需要设个无关紧要的密码时，因为小时候受到过耳濡目染的熏陶，我肯定就会用到这串数字。”
冰乐说，少年时代，爷爷书架上的那套由包尊信先生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成了她的好朋友。16岁那年，她皈依基督教，并首次从一位长辈那里听说了张伯笠牧师的名字（张伯笠是“六四”时被官方通缉的21个学生之一，名列第17）。
一年多后的某天，妈妈忽然叫她去网上看一段视频。“‘孩子，你听一听这个。这个叫张伯笠的牧师，他讲的这些内容真的好有意思。他还是那个天安门学运的副总指挥。’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天安门什么时候又多了这么一个事？我怎么都没在历史书上了解过？而且终于听到这位风闻已久的张伯笠牧师了。”
透过那个未被屏蔽掉的信仰公众号，冰乐听到了“六四”亲历者张伯笠牧师2001年在台湾的布道演讲。“我听到了那些后，我心中的很多疑虑就一下子解开了。那里，我也听到了我熟悉的人名，比如说参与编写《走向未来丛书》的严家祺先生。”
直到那时，尚未成年的冰乐才了解到，原来有一段真实发生的事已经被她的祖国从历史书上生生地抹去了......。这也促使她后来撰写了小说《渴望》，并特别“以此献给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共和国。”
贴了封条的历史书
在冰乐的小说中，那个设置了8964密码的存钱罐，似乎象征着在中共多年来强力打压下，“六四”的历史被扭曲、被尘封、被湮没。而对于想了解真相的人们，必须用心去寻找“密码”，才能打开那段被封闭的历史。不过现实中，这密码很多时候就在人们身边，只需要有一颗好奇的心去发现。
成刚（化名）是一名在中国的国际学校高中生。据他介绍，在国内，国际学校的历史教材都会被审查，有些城市甚至不允许学历史（AP，Alevel或IB课程）。他所在的学校，学生们的历史书一开学就被收了上去，一个月后才还给他们。
“我们的书上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封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和我的同学们小心翼翼地将书上的封条撕开。”成刚描述说，“我在看关于中国的内容时看到了一张图片（一个男人站在坦克前面阻挡坦克），我和我的同学十分震惊。我们开始读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一直被我们的政府蒙在鼓里，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写到这样反人类、反人权的暴行。”
这之后，当成刚和同学在教室里聊到“六四”内容并且手里还拿着撕开封条的书的时候，被走进来的老师看到了。老师生气地把他和同学送去了校长室，校方对他们施以处分并要求写检讨。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成刚对真相的渴望。最终，他下载了VPN翻墙软件，并去看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自由亚洲电台（RFA）的相关新闻纪录片，从而了解了“六四”事件。他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他去了解历史的真相却要受到惩罚？中国政府又为什么要掩盖事实？
目前，本台尚无法独立核实成刚所说的具体情况，但根据中共官方网站和国内媒体报道，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对国际学校引进的境外教材管理审查日趋严格，国务院及教育部都印发了相关通知。
审查员的失误
与成刚一样，来自广东的95后小明（化名）原本也对“六四”一无所知，家里的长辈更从未提起过。由于住家离香港很近，他们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台的新闻，但一有敏感内容，就会被当局用公益广告覆盖掉。不过，有一次还是让小明窥见了漏洞。
“每年五月份，因为那时立法会还没变天，就有很多泛民主派去质询行政长官。然后，‘长毛’(社民联的梁国雄）就问曾荫权，他说你怎么看‘六四’事件后的发展呢？他就把‘六四’事件那几个关键的字讲出来了。”小明说，“曾荫权的回答就是回避嘛，说这些年祖国的发展有目共睹。‘长毛’就问，难道经济发展就可以忽视他们杀人吗？这个也播出来了。”
小明当晚便问父母，“六四”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只是模糊地告诉他，解放军有到天安门去“维持秩序”。从那开始，小明便知道，如果当时没有审查员的失误，他是不可能听到“六四”这个词的，他的政治立场也不可能由此而彻底发生转变。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军坦克列阵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逼近。（六四档案图）
欲盖弥彰的谎言
三十四年来，虽然 中共当局压制对“六四”事件的讨论，并严厉封锁一切可以获得真相的渠道，但是依然无法阻挡民众去了解这段历史。最近，在本台就“年轻人如何知道六四”这一话题征集的反馈中，记者发现，人们得到相关信息的途径可谓五花八门。
其中多位中国的年轻人提到，去年6月3日晚，“带货一哥”李佳琦在直播间展示坦克冰淇淋蛋糕被当局停播，引发网络热议。由此，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六四”。
也有读者说，他是因为歌曲《皇后大道东》在2019年夏天突然被消失，而去看了外媒有关香港反修例风波的报道，并看到里面提到“六四”事件，从而了解到这段历史真相。
还有一位00后读者提到，促使他主动搜索“六四”资料的原因，是因为某天他在B站看游戏直播时，右上角“击杀信息”忽然显示出“动力小子#8964”（开直播模式时，对手昵称会自动变成角色名+四位数字），结果直播间马上被封，让他感到很荒诞。
更有网友说，他上大学时，有位国外教授的zoom视频讲座被安排在6月4日。结果教授先是无法登录，然后又疯狂掉线，最后全班都知道了背后原因。
前“六四”学运领袖周锋锁说，中共的这些做法正是“欲盖弥彰”：“如果人们都不关心了，或者都接受这个谎言了，或者外界都遗忘了，那它的确不需要去堵了。现在，就是因为还有人纪念，这个真相还是很活跃地存在，所以他们很积极地封杀。但这个封杀本身，也会导致一些人的好奇。”
1989年6月4日凌晨四点，大学生们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高唱国际歌。（六四档案图）
从“小粉红”到“反贼”的思想蜕变
了解“六四”真相带给很多年轻人巨大的思想冲击，也让不少人从完全被洗脑的“小粉红”迅速蜕变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正常人。中国的高中生邢铭镇(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自称“出生在一个四代红色的环境下”的邢铭镇在高中时学会翻墙，并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那时我还是一个‘粉红’，看见对中共不好的言论还会骂上去，维护中共，直到一件又一件中共干过而我从不知道的恶事展现在我面前，其中就包括‘六四’。那都是我们最顶尖的人才啊，他们心中充满希望，他们自己就是希望。他们是否曾想过，这个政权会对自己抱有如此大的敌意?”
面对真相，邢铭镇感到非常惭愧，这么晚才知道这样的悲剧。他同时感叹，多年来知道真相的人却这么少：“学生们、民众们年轻的生命、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等等，中共在‘六四’那一天通通毁掉了。没错，我已经完全转变为一个‘反贼’，不仅是在网上看到的，而且我在现实生活遭遇许多，虽然只有十几年，尤其是新冠三年，一次一次给我打击，磨灭了我对中共的最后幻想。”
邢铭镇坦言，自己现在能做的唯有尽可能多地传播真相，将“六四”讲述给同学或是比他更小的朋友们。
另一位就读外国语学校的何钧（化名）从初中开始就翻墙玩游戏，顺带玩推特。他还记得，第一次使用推特正好是6月3日，结果铺天盖地的争吵和“六四”内容扑面而来。由于自幼被洗脑，何钧便自然地加入了“粉红”大军，开始和“目田”（网络语，代替被屏蔽的敏感词“自由”）派网友展开了近一年的“战斗”。
“到后来，登上Youtube看了很多记录片，包括BBC的、CNN的，还有一些华人Youtuber的讲解，慢慢明白了这个好像不像之前理解的那样。先不说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有没有错，这至少是一个威权政府对学生的镇压活动，其中是不理智的，是残酷的。”
何钧说，他由此开始关注一些被消失的话题，也就是一些中共的“黑历史”。过去三年疫情，中国经济下行，很多事情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印象非常深刻的，比如河南的村镇银行、上海封城，甚至去年反对动态清零的运动。在日常中，我从一个完全是歌功颂德的‘小粉红’，变成了一个一定程度上自认为有了思考能力的人。”
进入高中后，何钧遇到更多有相同认知的伙伴。他们在英语角聊政治，在图书馆阅读思想家、哲学家们的书籍，而校内墙上、厕所里甚至出现了纪念“六四”的痕迹。何钧说，他帮助很多同学理性客观地认识了中国，也见证了疫情期间大家的思想转变。他对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感到痛心，也为同学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心所感动。
对于中国年轻人识破当局谎言、认知“六四”的过程，前“六四”学运领袖周锋锁说：“在我看来，的确就是这种人性的良善、寻求真理的自然力量是无法抹杀的，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也指出：“这种制度性谎言、政府行为的谎言，它制造起来很强大，因为它拥有所有的权力和机器。但是它一旦不成功，就非常容易让被骗的人、信息接收者—民众，对它产生一个彻底的怀疑。”
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学生撤离后，解放军完全占领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六四档案图）
“白纸运动”与“广场二代”
这些敢于冲破当局“六四”谎言的青年人，在近年也自然投身到了捍卫基本自由与人权的抗争中。2022年11月下旬，乌鲁木齐一场大火引发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对当局“清零”封控的“白纸运动”。海外许多中国留学生也勇敢站出来表达声援，其中就有不少是深受“六四”精神感染的青年人，包括“广场二代”。
身在美国的邬鹤鸣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邬萍晖曾是“六四”学运武汉地区的积极参与者，并为此入狱一年半。不过，直到他长大后，父亲才告诉他当年发生的一切。
邬鹤鸣说：“我记得是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他告诉我他在六四时候的遭遇。我觉得，我爸是个英雄。”
“白纸运动”中，邬鹤鸣义无反顾地参与了旧金山的声援集会。他觉得从个人角度来说，自己有这样一种责任：“这可能与我父亲有一定关系。但哪怕在国外，没有我这样背景的年轻人，看到国内的同仁们这样去抗争，在警察国家、极权国家下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抗议，我们在海外有一种免于恐惧的优势（Privilege），看到国内的人都已经这么勇敢出来了，甚至有些人被抓了，但我们在海外一点声音都没有，那真的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现在美国留学、同样是“广场二代”的艾晶晶（化名）去年也在纽约主动参与了声援“白纸运动”的活动。这其中既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也和她自身经历有关。她说：“疫情时在国内，我也算是受迫害了吧。当时我也差点跟警察起冲突，距离被逮走也没多远了。因为当时我真的是公开反抗了，是在一个火车站的广场上。”
艾晶晶的父亲八九年“六四”时在北京上大学，也曾积极投身学运，幸运的是他并未被抓捕。同时，全家人也都很“反共”，所以她从很小就知道了“六四”。
艾晶晶坦承，“白纸运动”无论从规模上、参与者的思想意识上和民众的支持度上都远不能和当年“六四”相比，海外运动效果也很有限，但是她依然认为，年轻人面对中共高压应该勇敢站出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既然已经不在中国了，我还怕什么呀！如果在海外的人都不敢站出来的话，那真的没人敢说话了。”
“我们都是同一代人”
一位在日本的“白纸运动”参与者“一粒麦”（网名）日前发推文说：“‘六四’在我们父辈的心里活着，就如同‘乌鲁木齐中路’在我们心中活着一样。他们的呼喊与挣扎，就是我们的呼喊与挣扎；他们经历过的希望与丧失，也就是我们经历的希望和丧失。”
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曾说：“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
的确，在反对专制暴政的道路上，当“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在30年多后不期而遇时，他们几乎没有太多代沟。一些“六四”学运领袖很自然地也成为了“白纸运动”青年的忘年交和精神导师，自由、民主的火种在这两代人之间自觉地传承和接力着。
“六四”纪念日前夕，前文中提到的高中生邢铭镇特别向当年的“六四”学生们致敬：“你们的行动与愿望失败了，但成功地在历史上留下一道伤口。人们只会被蒙蔽，不会忘记。现在民主自由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又开始发芽，我们会努力。你们不会被忘记。我拾起火把，不管有没有人追随，或许我也会倒下，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接续。民主是杀不死的，正义是杀不死的!”
展望未来，本文开头提到那位小说作者冰乐充满信心：“不管我们前方的道路是光明的也好，是黑暗的也罢，只有坚持着向前走，才会更容易看见希望！”
因安全原因，本文中的成刚、小明、邢铭镇、何钧、艾晶晶皆为化名。他们的声音也经过技术处理。
（景萱、经纬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