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发言
6月4日，即新加坡年度安全会议期间，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指责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但从美国在台湾和乌克兰问题上遭遇的麻烦来看，我们显然不是。
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晚宴上和李尚福坐一桌，但两人之间隔着好几个人，无法交谈。这种安排很可能是北京方面要求的。
尽管几年来奥斯汀一再寻求和李尚福对话，而且做为核大国，美中两国之间当然要有明确的沟通管道，但李尚福却一再拒谈。
在会上，奥斯汀绕着桌子转了一圈儿去和李尚福握手，但仅此而已。奥斯汀表现得更为大度。
但中共却异常震怒，说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这话倒有几分是真的，不过，美国只是想要遏制中共破坏国家间和平的野心而已。
中共随意忽视国际法，却反过来以同样的罪名指责。但和（中共）一切宣传一样，这话也有几分是真的。
不过，美国违反国际法的情况，通常只是在遏制侵略性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疯狂扩张时才会出现；这两种意识形态导致全球暴力活动不断，更广义地说，是导致人权和民主自由状况倒退。是的，美国和盟友之间有时也会你来我往、相互争斗和报复。但我们要从大局出发，理解为什么（有时）有必要采取这种不恰当的策略。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愿意与华盛顿交好，而非北京？需要怎样的大局观才能快速和有效地应对中共的宣传攻势？
2023年3月12日，即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国防部长李尚福（左三）与其他中共高层官员宣誓就职
答案是，美国是个寻求维持现状的大国，没有向邻国不断夺取权力和领土的企图心，没有从事种族灭绝性活动，不支持俄罗斯、伊朗、缅甸和朝鲜等具侵略性的独裁政权。
美国通过联合国与其它国家分享管理国际事务的权力。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而这一构想则是由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于1941年共同提出的。因此，北京和莫斯科把华盛顿和伦敦视为最大的敌人绝非偶然。
从制度和物质实力的角度而言，美国和英国在遏制世界上最大恶霸方面负有最主要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产生“特殊关系”的依据；“特殊关系”是英国最常用的词。
上述在新加坡召开的年度安全会议名为“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4日在会上说，李尚福不但拒绝和他对话，还在南海策划“不安全”事件（如中共军机在5月30日拦截美国侦察机）。中共军方在南海及台湾海峡的挑衅事件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中共方面非但拒绝和奥斯汀会面，还拒绝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会面。北京显然是在和华盛顿玩心理游戏，试图通过拒绝谈话，并且冒着可能引发导致局势升级的军事事件的危险、时不时地向美军挑衅，等等方式来恐吓美方。这是美苏冷战时期的经典“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可以说，我们目前是在和中共进行冷战；当然，多数人依然在否定这个说法，中共也是如此。
此外，中共试图向外界展示中国在商业领域的“开放”。这是为了继续榨取美国和欧洲的技术，并获取贸易利益。实际上，中方正是通过商业手段来增强其经济实力，进而提升军事实力。
2019年9月1日，加州长滩洛杉矶港堆放的中国海运集装箱
中共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双向贸易总额，在2022年达到了惊人的1.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如果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采取一致行动，美国和欧盟可以通过贸易手段来遏止中共。
另一方面，这也道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对北京如此软弱的原因。西方企业从相关的贸易往来中获利，并试图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来稳定美中关系，从而继续赚大钱。如果中国也是个寻求维持现状的国家，这么做是没问题的。但中共不是，中共是想利用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来扩展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而中共的扩张行动，已经到了威胁美国、欧洲及其它主权国家生存的地步。
北京精于这方面的操控，因为它更容易影响我们各行其事、步调不一致的企业（这是自由市场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达到其霸权主义目的；而我们就难以影响中国步调一致的企业（共产政权向来都是对其国内经济进行计划和协调），从而无法实现将民主和人权理念注入到北京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中国社会这一目标。这是“接触战略”的巨大失误。中共影响我们的政治，比我们影响他们要容易得多。总得来说，“商业接触”有助于北京达到其政治目的，却无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北京注重与美国的商业往来，而在和美国军方及外交部门领导层交往方面不积极，绝非偶然现象。尽管北京方面拒绝和奥斯汀及布林肯会面，但却乐于接待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雷蒙多在那个位置上，会更顾及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因此更容易受到中共的操纵。
也因此，中共同时向西方商业领袖示好。例如，苹果（Apple）、星巴克（Starbucks）、特斯拉（Tesla）、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近期纷纷受邀访华。企业高管们不放过这样的接触机会，简而言之，就是因为想在中国赚钱。他们知道面临着怎样的风险，例如，中国企业通过窃取他们的技术、抢走他们的客户而崛起。但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去中国赚钱，即使有些业务会损害其股东的长远利益。
对自由市场的企业来说，还有什么比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糟糕的事情呢？但一些西方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就这么干了。阿斯利康中国区的老板，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据路透社报导，阿斯利康中国区总裁王磊上个月强调说，需要把公司打造成“热爱共产党”的本土企业。
阿斯利康的总部虽然在英国，但在中国却“踏着另外一个鼓点前进”。许多美国公司也是如此。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年）、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2008年），也是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负责人与《政治风险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商。他曾对北美、欧洲和亚洲进行广泛的研究，著有《权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和《禁止闯入》（No Trespassing），编辑过《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等。
原文：As US and China Spar, Western CEOs‘Love the CCP’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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