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为什么会成为中共国走出政治文化陷阱的关键？难道这些年中共国人与外部世界、中共国人和华人内部的对话还少吗？结果呢？我们还不是再次陷入了所谓“周期律”的诅咒？强调对话，对于应对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应对中共国文明自残给世界带来的挑战，有任何实质意义吗？
所有人都认识到，美中对抗加速升级，标志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冲突全面加剧的时代。而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意味着他将不惜以毁灭性的手段来保大位，因为他自认这并非为了个人权欲，而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如果我习近平下台，中共政权就必然被颠覆，从而意味着中共国内乱和分裂。虽然这个逻辑不会被所有人接受，但必须承认，只要中共的高压统治还有效，就会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外国人都相信，习近平的这个逻辑虽非唯一的可能，但确是最大的可能。也就是说，很多人看不到别有出路，唯有听天由命。
因此，对话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有效对话能改变很多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改变冲突演变的进程和后果。当下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就是最重大的现实例证。一方面，俄乌战争说明，人类冲突不可避免，但整个过程也不断支持这样一个论断，那就是有效对话，能改变冲突的走向和结果。我们都见证了，没有泽连斯基与美国和欧盟的对话，战争可能早就结束了。
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有效对话”？“有效对话”与政治文化有没有关系？中共国人，包括关心中共国政治的海外华人，有没有机会通过“有效对话”来助力中共国走出政治文化的陷阱？这正是笔者试图回答的问题。从常识和经验的角度，“有效对话”的概念并不难理解，毛泽东最喜欢说“实事求是”，就与这个概念有直接关系。难题是，并非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实事求是地进行“有效对话”。
对此，我有一个大判断，以当今中共国与世界关系的格局，以现在最新的通讯手段，特别是以最新的AI技术助力的深度交流手段，那些熟悉天下大事的有识之士，有机会推动中共国走出政治文化陷阱的有效对话。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进行重大尝试。这些努力不易取得实质进展是可以预期的。首先是，危机的压力还不足以让足够多的精英放弃消极自保，但除此外，还有重大问题有待探讨。
最近，百岁的基辛格发出感叹，美中对话之难，在于未能实现某种概念的突破。也就是说，他既不喜欢习近平的“特殊大国关系”，也不喜欢拜登的“竞争而不敌对”，或“脱险而不脱钩”。我突然悟到，美国两党一致对外，也找不到与中共国打交道的门道，深层原因就是中共国除了习近平的底线思维，精英对未来的中共国秩序如何建构，完全没有可以展开对话的新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国（包括华人）精英的话题，永远限于道德和价值论述，或永远是何时中共垮台之类的预测，而没有基辛格所说的概念突破，是文化顽症难医的表现。
那么，如何理解当下中共国需要的概念突破呢？最直接了当的经验资源，就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当年若没有这个概念突破，今天的中共国和世界会大不相同。有效的概念突破，能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提供一种有深厚经验基础的时空逻辑想象，激励千百万人去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