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研究院”，主张反共清党的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长。1948年，中央研究院产生了第一批共81名院士。图为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蔡元培。（大纪元资料）
据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增选工作于5月31日启动，今年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也设立了一些新规，如首次引入外部评审，首次要求候选人签署《院士增选中防止说情打招呼办法》等。同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公众号《饶议科学》上发布文章《院士改革的第一步：收到贿赂上交》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
文章中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最大的问题在于：本世纪以来，每一轮都有候选人直接金钱给有投票权的院士“。他质问道：“被贿赂等于被尊重、还是被侮辱？”，呼吁：“院士改革的第一步：收到贿赂上交，而不是仅仅不收、或者退回贿赂者。”
6月9日，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王勇对此进行了回应，呼吁“饶议科学”可向官方提供院士增选工作中行贿受贿的相关证据或线索。
目前饶毅5月30日的文章已经被删，但6月12日“饶议科学”继续发表《荒冢一堆与花翎鸟羽》一文，文章中有“……明知故问，自己应该负责任的事情，顾左右找非当事的其他人，是正常成年人都能看穿的拙劣表演”的句子，应该是对中科院王勇的回应。
网友们说：“院士惠（贿）选是全国都知道的事情，也就最近两年才开始整顿的。”；“屠呦呦为什么不能是院士？来解释一下！！”；“以国内的大环境，这种选拔能干干净净才是奇迹。”
还有网友爆料：“我们公司总工前两年准备参选院士，因为我们公司那个老院士去世了。参选之前需要把履历全部修饰一遍，各种著作过一遍，还要上各大媒体各大访谈节目露脸镀金，反正前前后后花了近一个亿，最后也没弄成。假如弄成了，后边给公司带来的利益不止一个亿啊！！背后没有大企业大金主，别想些搞什么院士，你烧不起那个钱的！”
现年61岁的饶毅是生物学家，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曾于2011年在其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时参评中科院院士，结果在第一轮惨遭淘汰，饶毅因此在微博上发文宣布今后将不再参加院士评选。
饶毅在第一篇文章中也揭露：“多数学部的院士头衔不是荣誉的象征，而是与学术相关的权力的象征。当选院士后容易担任行政职位、经常参与经费的决策。本质上，中国大部分院士更接近有些国家的议员性质。”
中共官场买官卖官丑闻层出不穷，各行各业都如此，科学家如此，政府官员更是如此。只要是能够为自己或利益方带来好处的位置，都会出现金钱交易。
相比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在国外读书和工作过的饶毅无法理解中国的院士制度，其实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中共建政以来的院士制度，就会发现院士制度早已变成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手段了，本应以学术水平为主要判断标准的院士评选，变成了以政治标准为主要原则。
中国的院士也曾有过辉煌，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长。1948年，中央研究院产生了第一批共81名院士，大致均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一些当时的学术大师级人物赫然在列，如数理组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等；生物组的贝时璋、童第周、胡先骕等；人文组的胡适、陈寅恪、顾颉刚、赵元任、金岳霖、冯友兰、郭沫若、梁思成等，可谓群星璀璨。
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院士，人文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数理组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而生物组与世界水平的距离也不是很远。
为什么当年选举的院士能有如此高水平，除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界确实有这样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之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院士选举的公正和独立性。评选完全是在学术圈中进行，外界的社会或者政治力量介入极少；同时主持评选的傅斯年和胡适极为重视评选的公平、公正。如郭沫若、马寅初当时是著名的反蒋亲共学者，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入选。院长蔡元培在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将新建的物理、化学等所从上海迁往南京时也抗命不从，结果也不了了之，中央研究院的独立性可见一斑。
而中共建政后就不一样了，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归属国务院领导。第一任院长为郭沫若，陈伯达竟担任副院长，可见中科院不但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且党从一开始就管上了科学院。院士也改称“学部委员”，采用内部提名、内部评定、报请中央（主要是中宣部）批准的流程来确定，标准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在此标准下，原来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被淘汰了大约三分之一，而大批高级政府官员成为学部委员，如周扬、胡乔木、吴晗、胡绳、陈伯达等。
曾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
后来，197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院不再选举学部委员，相当于取消了文科学部委员。1993年，学部委员又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
2001年，当时的铁道部长傅志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据说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客运要快速，货运要重载”这么一句口号。“傅部长的当选，使其它高官如同汪洋大海中的鲨鱼突然嗅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蜂拥般地向中国工程院游来”，在随后的2003年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赫然出现42名部长级高官的名字。
为什么这么多人对院士头衔趋之若鹜呢？因为院士会按照中共干部的相应级别享受到中共给予的多项好处。如《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第四条款，院士的义务和权利包括“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据说这个“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是在医疗保健、交通、用车、住房方面享受副省级（部长级别）待遇，经济待遇是每年10万元人民币津贴。
近年来，各地对院士个人和其科研经费支持力度更大，如山东省对入选院士“给予个人奖励100万元，给予所在单位200万元的配套科研经费资助，每月发放院士津贴1万元，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医疗保健待遇，住房按不低于180平米安排”。深圳市则对“两院院士每人给予100万元工作经费和600万元奖励补贴。每培养一名两院院士给予培养单位500万元奖励。”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网站上，充斥着吹捧党魁以及党建工作活动的新闻，一点不比事业单位少，因此，中国的两院其实就是一个科学技术的权力机关，而两院院士就是政府官员。在中共体制下，这样一个有权力、有地位，可以直接与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挂钩的职位，很多人花钱去买，而评选者也乐于被贿赂，说明中共的腐败已经深入科技界。
可以说，饶毅所要求的“院士改革的第一步，收到贿赂上交”，可能对这些院士而言，要求太高了，因为这需要很高的道德水准。而中共治下的社会整体崩塌，就是因为中共只要求中国人听党话、跟党走，符合党的标准就是符合党所谓的道德。中国人要重建道德标准，达到中国古人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只有结束中共的统治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