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人士在北京市公安局入出境管理处服务中心填写表格(资料照)
澳大利亚人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曾在中国广东广播电视台当了12年的记者。热爱中国文化的他2011年大学毕业后立刻前往了中国。对他来说，搬去中国在当时“感觉是最自然的一步”。他在广州一家当地电视台找到工作，报道地方新闻。
“以大陆的标准来说，广东那个时候相对进步的新闻业是很有名的，”哈丁告诉美国之音。“能够和有经验、对工作有热情的记者一起共事很棒。而且那也是一个了解中国的很不错的平台。”
但从2017年开始，他发觉到了一些变化。媒体环境中的民族主义开始上升。温和派的声音与观点变得不再那么受欢迎。三年前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加剧了一些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反感。
哈丁说，中国媒体在报道新增病例的时候，会强调病例是从外国进入的，却不指出那些病例的携带者大多数是中国人，因为在新冠管制之下，外国人很难进入中国。
“有一段时间，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餐馆里不愿坐在你边上的人，当地媒体报道来自海外病例的方式真的对在华外国人的影响很大，”他说。
除了疫情外，地缘政治竞争也开始进入哈丁的生活，给他造成压力。2020年，他被一名自称为广东省政府工作的男子联系。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这名男子希望哈丁这样“中国的朋友”能用他的影响力帮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哈丁拒绝了邀请。
2021年，哈丁被一名自称为上海一家智库工作的女子联系。见面后，哈丁被问到能否用他的关系去联系一些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并询问他们一系列由该智库准备的问题，收集信息。哈丁没有接受。
去年11月，他决定离开中国。
“在最后，我真的精神上感到疲惫不堪，应对新冠措施，再加上不断被挤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当中，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需要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年32岁的他告诉美国之音。
如今，回到了澳大利亚的哈丁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他并不是中共当局的批评者。在2021年和中国新华社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公平：“有时候我觉得中国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但西方媒体似乎故意不报道。”
虽然哈丁已经离开中国了，但他表示依然希望为缓和澳中关系做出努力。
“我依然对参与澳中之间的事务有着热情，我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在工作上从澳大利亚这一边为此做出贡献，”哈丁说，“虽然我经历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依然相信与中国接触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过去三年里，许多像哈丁这样的外国工作者因为疫情以及中国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而离开了中国。今年3月，北京重新允许拥有中国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并开放了对外国人的签证申请。美国之音通过采访多位曾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发现，虽然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对管制的结束和能够返回中国充满了兴奋，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在目睹了三年难以捉摸的“清零”政策和无法预测的封城措施后，他们不计划在中国继续生活与工作。
“我现在不会建议别人搬去中国”
37岁的美国人盖比瑞尔（Gabriel）就是其中之一。当武汉最初发生新冠疫情的时候，盖比瑞尔正在江苏省南京市的金陵中学当老师，教授美国大学水准的课程。
“我得知新闻的时候正在一家餐厅吃晚餐，那是一个普通的南京夜晚，我边上的人很多，”他告诉美国之音。“但一两天后，整个城市都像清空了一样。”
很快，其他城市陆续采取封城措施，南京的各类商店也开始大规模关闭，这一切都让独身一人在中国的盖比瑞尔感到自己处于断粮的危险当中。
“我很害怕会没有食物，但同时我太紧张了以至于我根本吃不下东西。一周之内我掉了15磅，”他告诉美国之音。
于是，盖比瑞尔打消了在南京熬过疫情的念头，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九年的国家。他目前居住在费城。
2010年，无法在经济萧条后的美国市场找到合适工作的盖比瑞尔决定前往中国。在搬到南京以前，他还在中国的郑州和哈尔滨当过老师。如今回头看，37岁的盖比瑞尔依然认为到中国生活与工作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我现在不会建议别人搬去中国，因为那个国家在我搬去以后改变了很多，大多数是不好的变化，”他说。
他指出，中共当局2019年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是让他最担心的事件之一。
“那很明确地显示出那个国家正在走向的方向，”他说。
在采访中，盖比瑞尔希望美国之音不要使用他的姓氏。他说他曾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北京而遭到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