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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庆 : 种族歧视还是愤懑无力?——从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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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误解的种族歧视

今天笔者尝试来谈谈一个敏感话题: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真实普遍的吗?

在各种社交媒体,几乎都有网友不辞辛劳地发布有关黑人的图片和视频,不外乎个别黑人说中国女孩是“easy girl”,炫耀在床上搞定了多少中国女孩,或者是黑人成功牵手穿着白色婚纱的中国女孩,抑或是黑人在地铁这类公共场所各种嚣张跋扈。

面对这些照片和视频的撩拨,在跟帖的评论中,大概率都有“黑人”如何如何,如果只看这些内容,你会想当然认为中国人种族歧视很深,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表现有欺骗性。

笔者以为,中国人这种侮辱性的种族歧视话语,彰显的不是自己的优越感,而是屈辱感,是对政府所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愤愤不平,是对这种违反基本政治伦理的政策伤害自己却无力改变的愤懑,而屈辱愤懑是需要发泄出口的,而且这种歧视带有一定程度的防守性,是对异种入侵威胁的应激反应,下意识的试图通过贬低“他者”来隔离对方,通过蔑视性评价给自己种群的女性与之接触设置一层障碍,以降低跨种群通婚的数量,将威胁控制在一定限度。

正因为这种歧视并非产生于内在的优越感,所以它也是很容易治愈的。只要国家走向正常,尊重基本政治伦理,人们能从公共政治生活中获得自尊,能以正当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不再被恣意地伤害尊严和损害利益,能理性地认清种族歧视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利弊权衡角度都是不可取的,以中国人普遍温和的性格,当能顺利克服之。

自春秋以降,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讲华夷之辨,但并不排斥以夏变夷。这足以证明华夏根底上还是一个文化而非种族共同体。一个世俗的族群,其实很难对其他种群产生很深的隔阂,偏见歧视只是理性不及的产物,而一个不具有正常公民权利的人很难理性。

而且我们都会有个经验性常识,人越卑微,在争执中就会越大声,肢体语言也会越夸张,而有分量的人说话会有一份静气,人们都会侧耳倾听。大多数人们只会关注到两者素质的高低并厌恶卑微者的呱噪,却没看到身份对话语权的加持。卑微的人没有资格优雅地说话,因为你小声说话没人能听见,而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必定卑微。

所以中国人这种泄愤式的歧视话语,我从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无力感,一份无奈和愤懑,还有一份忧虑和恐惧。

实在的说,卑微的人也没有资本假装自己强大且宽容,否则被损着牙眼连疼痛你都喊不出声,你的生存境遇将愈发悲惨。有人可能会问,忧虑与恐惧还不至于吧?古语有履霜坚冰至叶落而知秋的说法,或许人多多少少有夸大威胁的倾向,而且政治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对威胁的感受越强烈,但国人此处对威胁的看法,笔者以为并非是全然虚构的,政府“全天候”的超国民待遇强化了这种受威胁意识。

(二)羞辱国人的超国民待遇

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及各种杂费,而且每人每年还有10多万的生活补贴(编着注:现在达30万/每年),这个数额足以碾压中国98%以上国民的收入。中金公司202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总人口的94.8%。虽然98%这个数字是笔者估测的,但恐怕还是保守了。

在华的留学生们无一不生活的优游自在,而反观我们的孩子,学费杂费生活费都要依靠父母承担。官方信息显示,我们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想象一下,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又会有多少人呢?在校大学生有多少孩子出自这些家庭呢?

这样家庭出来的男孩子,自负精神枷锁,何敢潇洒的恋爱呢?相对于那些出手阔绰住宿条件又特别优越的外国留学生,他们又如何去公平竞争呢?

何况一些高校还专为外国留学生推出一种学伴制度,以给予女学伴潜在的各种好处的方式,鼓励女生担任留学生的学伴,现实中虽然发生过留学生试图非礼女学伴的事件,但更多是玉成了女学伴与留学生的恋爱关系。

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客观效果却是将女生当作“和亲礼物”的学伴制度,无疑是对女生赤裸裸的物化。即便所有参与的女生都是自愿的,即便她们都对批评这种制度的人持敌视的态度,甚至诞生一种不屑一顾的莫名优越感,也无改于她们被物化的现实,这种有组织的作为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校耻和国耻。

这种为留学生刻意制造的近水楼台的便利,又进一步让我们的男孩子处于竞争不利的位置。

笔者在2018年曾发起过一次公民行动,反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当时有49名律师,8名媒体人和作家及240多名公民参与联署,这份公民意见书传播甚广,两次被公众号转载阅读超过10万,其中一次是多年专注于促进女性权益的冯媛教授转发的。一个文本,能两次被转载阅读超过10万,它必定是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共鸣。

除此以外,笔者当时还向教育部、财政部和山东省政府申请公开如下信息:奖学金年度财政支出总额、享受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以及奖学金的申请标准,但均未获回应。权力依旧傲慢地奉行着“不回应、不反省、不改变”的“三不”方针。此次公民行动虽然没起作用,但我个人仍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然这个不足挂齿。

笔者之所以对给予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耿耿于怀,乃是因为我将其视之为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国人的刻意羞辱和权利践踏,而且它的动机和想达成的目的,也让我一直困惑。这种政策无异于让我们的孩子在嫉妒与怨恨中成长: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天生低人一等?

这样如何培养平视外国人的心态?如何培养一种自信平等开放包容的现代公民意识?如何让他们从内心深处对国家怀有感情呢?

平等是启蒙时代以来最深入人心的价值追求,很多人可能无法体察自由所具备的中心性和本体性的价值,但几乎所有人都厌憎不平等,至少在感情上如此。

如此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公开的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歧视,在我有限的阅读和认知经验中,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无论一个人多么进步主义,恐怕也得承认一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是有族群依附属性的。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对昂撒文化可能的衰落忧心忡忡,其基本论据就在于西欧裔白人在美国人口数量的相对比例下降。

尽管笔者对亨廷顿身上那份通过学术包装但一不小心就会流露出的白人优越感有点厌恶,也将他在《文明冲突论》中所提出的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会联合反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前景视为无稽之谈,但我理解他在《我们是谁》中的忧虑。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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