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觉得，totalitarian国家的治理，内在的有一种破罐破摔的精神气质，有一份嬉皮士的玩世不恭，呈现出某种类似于癫痫症患者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从内部来看，各种荒唐荒诞荒谬的政策不断出现，从对外关系看，其往往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激进的世界主义之间快速横跳，而不是处在一种成熟理性的平衡状态。
世界各国，无一例外都优先保障自己国民的权益，因为是国民让渡部分权利组成政府，是国民在纳税供养政府的运转，正常的政治伦理是权力要追问来源并向来源负责，否则政治就不存在了。梁山上有座次有权斗但没有政治。
性是一种资源，对性资源的争夺几乎充斥了整个人类史，罗马城的奠基就来自于对萨宾女人的抢夺，罗马史将之作为一个开端性事件来回溯，已经蕴含了某种文明大幕开启的象征意义。女性生理上的柔弱，在性活动中的被动，导致在心理意义上就自然地成了被征服的对象，男人进而在文化意义上将性活动的征服意味进行了固化，成为了一种人类共通的文化母题，各国的文学作品都在佐证这一点。
上述观点乍一听似乎对女性有点冒犯，但实则有一部分来自于波伏娃。我只是在重述一个事实，并无价值判断在里头，我就只有一个女儿，我当然期待一个性别更平等，对女性更宽容的世界。在这里我之所以啰嗦这些笔墨，只是想说明一点，男人内心里都不愿意见到自己种群的女人跨种族跨信仰跨文化传统外嫁，如果种族和文化背景跨度越大，他会越难以释怀。这是一种普遍的感受，所有民族和种族均如此，没有例外，它深植于人性。因为在男人心里，习惯将与自己不同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视为“他者”，他者与自己，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对立并不一定导致现实中的冲突，对立首要的动机是将自己树立为主体，强化对自己种群身份的认同。自己种群女性的外嫁，他会觉得自己的姐妹或者他视为“姐妹”的人被“他者”征服了，他会莫名地感到一种屈辱感，一种连带的被征服感，甚至他会将之隐喻化，视为自己所属种群竞争力的失败，自己种群被“他者”压制的状态。
特别是当种族通婚性别不对等的时候，更会让男性感觉受伤害。比如在美国，亚裔与白人的通婚集中于白男亚女的模式，而白女亚男很少。当然这与白人身材高大的生理优势有关，但更与亚女渴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关。从个体趋利避害来说，亚女的选择本身也体现了一种理性，也是个体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否认这种现象会给亚男带来内心的隐痛，也实属掩耳盗铃。
男人的这种心态如果仅仅以狭隘来看待，把它蔑视性地仅仅视作一个有待治愈的病态心理，那除了能满足个别人的某种智识的优越感外，于群体心理并不能改变什么。实则这种心态并非专属于华人。“外国人正是通过女人，力图将一个地区的灵魂据为己有”，“歌德被阿尔萨斯的女人爱上，在德国人看来是阿尔萨斯并入德国的象征”（见《第二性》）。能说这种心态是健康的吗？但它就是普遍存在着。当今这个世界对跨种族通婚更宽容是事实，但群体心理并不会轻易改变。当不断有洋人在社交媒体呼召他的同胞来大陆猎艳，说此地人傻钱多女孩容易上，一个中国人如果对此完全无感，甚至对引致这种后果的超国民待遇置若罔闻，我并不认为他更宽容更值得尊重。
当一个种群的女性单向输出，必然意味着这个种群的持续萎缩，意味着这个种群行走在被淘汰的路上，这也会挫折这个种群男性的自尊，而一个种群男性的自尊对该种群的存续是基础性的，男性的自暴自弃和自卑对一个种群的瓦解是致命的。自有文明以来，上至苏美尔人、古埃及人、亚述人下到中国契丹人、党项人，有多少种群已经邈焉难寻。不幸的是，现实中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瓦解中国男性的自尊，当然我们的女性被当作“和亲礼物”进行物化时，更是遭遇人格凌辱，但有一些女孩却骄傲地指责中国男人嫉妒。本来很简单的道理，自主跨种族恋爱是一回事，被权力当作礼物是另一码事。当然我坚决反对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女孩。
如果一个男人不浑浑噩噩，这种自己种群的女人单向输出的状态，必然会让他感到内心的苦涩。但是如果一个人感受到苦涩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苦涩对他的伤害将尤其严重。
人不像蚂蚁一样，只是一个生理性的存在，人是一种历史文化文明的建构者，西班牙人殖民南美，杀死印第安男人，占有印第安的女人，生下混血的西班牙裔后代。单从遗传学上来说，混血的后代有一半的印第安血统，可这些混血的后代会认印第安人是祖先吗？那些幸存下来的印第安人看到这些混血的后代身体里流淌着自己种群一半的血统，会感到骄傲吗？
现代文明奠基于个体主义的权利观，没有以尊重个体消极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念，就没有现代文明。婚姻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从个体来说，一个人想嫁给谁，嫁给哪国人，嫁给哪个种族的人，都是她的权利。但一个正常的国家，永远不会主动鼓励跨种族通婚，原因无它，国家是一个建构性的存在，它的文化特征，它的稳定，它的凝聚力，国民对它的认同感，是与一个主导型的族群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既有的族群生态联系在一起的，原有的族群生态是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过程才形成的。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固然追求一种价值中立性，以此涵容多元价值的共存。但只有国际主义精神病才会刻意引进他者搅扰既有的族群生态。
像白罗斯那样将本国美女视为“国宝”，视为“战略资源”进行“出口管制”当然是极端的。但一个正常的国家肯定不会处心积虑为外国人创造机会来接近自己的女孩，如果该国同时存在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那就更加不可思议。设若在一个民主政体内，这种有辱国格对自己女孩物化，故意羞辱该国男性的行为，不知道会引起多么剧烈的抗议。但在此地，却只有冷嘲和喟叹。
（三）突破法律平等适用原则的超国民待遇强化了洋人在性资源竞争中的优势
东亚社会现在流行所谓“草食男”和“宅男”，这两类人在男女情感上都表现的比较清心寡欲，不积极不主动，对爱情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缺乏这个年龄段本应具有的活力，给人一种荷尔蒙分泌不足的感觉。这可能是一种后现代的症候，而我们的孩子尚未充分享受现代化就提前展现出了这种病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