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披露，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即与中国解放军合作制造可用于生物武器的病毒突变体，不料病毒却从实验室外泄，再次掀起“武汉病毒”源头的世界性猜测——我说是猜测，因为西方是一个死认证据的社会和制度，而确认证据的是科学家和律师，不是国会里那些政客，美国这么一个制度，对上撒谎、灭证的另一个制度，It doesn't work，这件事还会翻来覆去的折腾下去，你不信就瞧着，习近平那头早已把所有证据都毁灭了，什么“零号病”人、石正丽之类的，还会活着吗？况且，一场生物战是中共谋划已久的大战略，哪里只有武汉所一处，解放军里搞生物战、细菌战的将军都有一大堆，你查谁去？我在去年就写了一本《瘟世间》，梳理生物战种种，大约被读者视为呓语或天方夜谭，网上那个“迟浩田讲话”，即使在大疫三年后的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吗？反正我信，证据不是别的，而是全球疫情期间死亡人数近1800万，这是世卫的数字。】
“一个曾经是西方人的恐惧，如今却变成我们自己的恐惧。今天你在香港、台湾这些中国人的社会里，已经可以隐隐约约感到一个庞大的威胁正在逼近，甚至能够听到那沉重脚步声了。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经听到了来自蒙古高原的马蹄声。”
六四屠杀后，还是我在大陆逃亡的时候，从边陲某城的小书店里买了一本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薄薄的一册，经不住我半天功夫的饥渴吞咽。以后带在身边随时读。“六四”血光之灾刚一发生，我便被某种强烈的崩溃感攫住了……也因此，当我最初读到‘黄祸’书稿时，便知道那不相识的作者（王力雄匿名很长时间）和我心心相印，终于读到全书结尾，中华民族那结局之惨烈，几度令我掩卷，直读得一身冷汗。我猜这书作者大概在"六四"前就动笔了，并且作了长时间的酝酿，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六四”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现实的验证罢了。后来我有幸为‘黄祸’作序，有机会写出那“崩溃感”其实也埋藏在亿万人的心底，自然也在港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的“黄祸”。
“黄祸”概念的缘起，我给王力雄作序中诠释，其发端者是德皇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最担心的是，‘二千万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在这里指的是一幅画。列夫．托尔斯泰曾嘲笑这幅画说：‘威廉皇帝近来画了一幅画，描绘出所有的欧洲国家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高坐在远处的佛像’。这幅画由威廉二世亲自用铅笔画出草图，并由一个叫克纳科弗斯的画家完成，然后作为礼物送给沙皇，一时轰动欧洲。
“威廉二世一类的黄祸论者，不过是一些信奉种族生存空间理论的封建霸主。旧普鲁士的现代化水平，当时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进入工业化的英国人看得更深远。有一位名叫戴奥西的英国地理学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时，举出了他让一个日本画家画的一幅《真正的黄祸图》：画面是一个繁忙的工厂，大群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导下熟练地生产。戴奥西解释这幅画说：‘我们就应该热烈地祈求，让天朝永远继续保持昏睡状态──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戴奥西这类黄祸论者，在本世纪初所担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业东亚”。”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生存空间”这个词，在两千年后竟从中国防长的嘴里冒出来——他居然代替了“日本军官”，尽管他率领的绝对不会是“辫子兵”。网传二十年前迟浩田有个讲话，系统地论述“争夺生存空间”、共产党领导中国人“走出去”、用生物武器“清场”美国，等等，当年听上去是比纳粹希特勒还要疯狂的呓语，而今难道被“武汉病毒”蔓延世界证实了吗？
这个讲话，也毫不讳言，甚至艳羡纳粹德国成就、走‘德国道路’：
“大家知道，希特勒德国也是非常重视对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教育，纳粹党和政府专门组建了"全国宣传指导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世界观学习与教育监察处"、"新闻办公室"等多个宣传教育机构，从小学到大学，向全国人民灌输说，日尔曼人是最优秀民族，他们要让人民相信，他们雅利安人的历史使命是要成为"主宰世界"的"地球之王"。德国当时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比我们现在强烈多了。
“但是最后德国惨败了，与它一起的日本也惨败了。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探求大国兴衰定律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在总结德国日本快速发家的经验时，也进行过总结。我们在确定走德国道路复兴中华的同时，决不能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
迟浩田为希特勒总结教训：
“第一，他们一下子树敌太多，没有抓住各个击破的原则；
第二，他们急于求成；
第三，该狠狠出手时他们不狠，以致留下后患。”
迟浩田赤裸裸地诠释‘生存空间’：
“首先是着眼于生存空间问题，这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大着眼点。上次讲话我提到，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我们本来的人均资源就比当年的德国少很多，再加上这二十几年发展经济的恶化作用和气候的急速恶化，我们资源严重耗竭，环境严重恶化，尤其是土地、水源和空气问题，格外严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民族的生存，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严重性远远超过当年的德国。”
看来‘黄祸’对一个中共军头的震撼极大：
“凡到过西方国家的人都能感受到人家的生存空间远远超过我们。他们高速公路旁是大片森林，我们公路旁难得见到几棵树；他们的天空常常是蓝天白云，我们的天空罩着一个黑锅盖；他们的自来水管扭开就能喝，我们连地下水都污染得不过滤就不能喝；他们的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他们两三个人就住一栋小楼，我们满街人挤人，几个人挤一间房。多年前有人写过一本书，题目叫《黄祸》，说我国到了人口十三亿的时候，由于我们人人瞄准了美国式生活方式高消耗，有限国土资源承载不了，而导致社会大崩溃。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这一极限，靠着进口资源来维持。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不重视，我们有个国土资源部，每天都在专注这个问题不放。
“但由于"生存空间"一词与纳粹德国有太多联系，我们所以不便公开多讲，以避免西方想起纳粹德国而助长"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们在按照何新理论强调"人权就是生存权"时，有意只讲"生存"而不提"空间"，避免使用"生存空间"这个词。从历史来讲，中国所以面临生存空间问题，是由于西方国家抢在东方国家前面发展，所以得以在全世界殖民，从而在生存空间。”
这套观念，我给它起个名字：‘共版黄祸’，以区别‘德版黄祸’。
这套“共版黄祸”的核心，是“清场美国”——你还别说，德皇威廉二世颇有预见能力，只不过他当年预见的“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如今竟是“中共军头”。而他担心的欧洲，换成了北美。
迟浩田不在乎“德皇威廉二世”说了什么，可他被另一个德国人马克思洗了脑之后，竟异常狡黠：
“用非常手段把美国‘清场’，才能把中国人民带领过去。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用什么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国‘清场’呢？飞机大炮导弹军舰之类的常规武器不行，核武器之类的高破坏性武器也不行，我们不会傻得真要用核武器与美国同归于尽，虽然我们高喊为了台湾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只有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生物武器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没有闲着，这些年来我们抢时间掌握了这类杀手锏，我们已经有能力达到突然把美国‘清场’的目的。小平同志还健在时，中央就高瞻远瞩地做出了正确决策：不发展航母战斗群，而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人口的杀手锏。”
原来‘生物战’的源头在这里，中共的一切都溯源到邓小平：
“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应该先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劝他们离开美洲而把他们现在生活的土地让给中国人民，或者至少把半个美国让给中国殖民，因为美洲最早是中国人发现的么。但这行得通吗？如果这行不通，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用果断手段在美国‘清场’，以迅雷不及掩儿之势把美国这块土地腾出来！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我们造成了既成事实，世界上谁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何况美国这个为首的敌人被消灭了，其它敌人只好向我们低头。
“生物武器是无比残酷的。但是不死美国人就死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民被困死在这现有国土上发生社会大崩溃，根据《黄祸》作者的计算，中国人要死掉一大半，八亿多人口！我们这片黄土地在解放初时承载了近五亿人口，现在的公开人口就超过十三亿，这片黄土地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说不定到哪一天，说崩溃就崩溃，人口死掉一大半。
“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如果生物武器偷袭成功，中国人民将在对美斗争中付出最小牺牲代价。但是如果不成功或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恐怕就要遭受损失过半人口的灾难，所以我们要做好大中城市的空防准备。但不管怎样，为了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前途，我们只能大胆往前走！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不管要作出多大牺牲！人口即使死了过半，还能再生出来，而共产党一旦垮台，就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
今天中国有两种‘黄祸’。
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到拥有两个百万亿、再到“大国崛起”，走到今天才用了几年？
据说，迟浩田是习近平的“教父”。
摘自《瘟世间●清场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