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外媒看中国 > 正文

黄浦江封:中国战狼外交将再次失去韩国

如同一百余年前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失败,中国外交失败导致的远不止是韩国,而是与袁世凯在1894年朝鲜“东学党运动”后朝鲜政府向清廷请求援助面临的情形一样,袁世凯此前在宗主国与属国的两难原本正是外交上的缓冲空间,当其消失之后,清日之间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态;而今东亚局势也面临着几乎相同的局面,韩国被迫选边站所引发的中国外交缓冲的消失正在扩散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整个西太平洋。

美国、韩国和日本军事指挥官2017年10月29日在夏威夷会面(美国海军照片)

在国际社会关注布林肯访华之际,中韩关系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一场外交战正在两国间展开,仿佛1895年之前朝鲜半岛局势的重演。中国不仅面临失去韩国的外交失败,这一失败还可能引发如同甲午战争的系统性失败。

中国上一次对朝外交失败,始于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李鸿章的亲信马建忠在兵变后出使朝鲜,主要目的是防止朝鲜与日本结盟。但是,即使他成功地绑架了亲日的大院君、扶持了亲华的闵妃,并有袁世凯1885年后坐镇汉城,李鸿章努力借用英、俄、美等势力抵御日本,但是大清与朝鲜的传统宗主-属国关系却难以克服近代国际秩序的挑战,包括朝鲜民族主义独立意识的上升,最终导致甲午战争。结果是清朝不仅丢掉了朝鲜,也丢掉了台湾,最终导致清廷的灭亡。

中国战狼外交加速韩日美同盟

但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包括外交官在内,大约只记得甲午战败的结果,却忘记了甲午战争的起因,在于中国拒绝融入近代世界、坚持传统王朝式的不对等外交模式,也就是两种制度的冲突,传统中国与现代化世界的冲突。然而在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身上,世界仿佛看到了清朝满大人的复活。邢海明继续过去几年中国的战狼外交模式,无视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无谓地挑起中韩纠纷,加速着韩日美同盟乃至更大范围政治联盟的深化,正在犯下失去韩国的大错。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随着乌克兰战争的进程,从年初台湾问题发酵开始,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开始深度介入韩国内政,以各种惊人言论试图影响韩国政策,特别是新近有关“赌中国输赢”的言论,将国内领袖“东升西降”的预言转化为外交霸权,胁迫韩方选边站,以至于引发韩国朝野轩然大波。在素有反事大主义传统的韩国内部,这种沙文主义的论调只能让人回想起一百年以前不平等的属国历史,对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以转型民主自豪的韩国国民来说形同侮辱,更难以接受中国继续传统天朝大国的霸权姿态,甚至超过被日本殖民历史的恶感。

布林肯鼓励韩中建立成熟关系,中国不开心

最新民调韩国国民对中国好感的空前低下也证实了这一国民情绪。但更重要的,在尹锡悦政府抛弃历史纠葛修补韩日关系、并且在韩战同盟基础上强化新时代韩美同盟的同时,韩国政府第一次尝试以“实力外交”方式对待中国,争取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再正常不过的姿态在中国看来似乎是“冒犯天威”,却在布林肯访华前夕得到了鼓舞,布林肯鼓励韩国与中国建立“成熟”的关系,其中包含的中韩外交和地缘政治的改变意涵相当丰富。

一方面,如6月16日美国密歇根号核潜艇到访釜山港所标志的,美国的延伸威慑已经赋予韩国空前的自信。一个此前懦弱的国家,在经历了数十年对北方阳光政策失败后,正在从新联盟政治中获得力量,在外交上也更大胆。在这意义上,北京长期在朝鲜半岛政策的伪装中立和对朝鲜发展核能力与远程投射能力的姑息正在咽下苦果,不仅失去以朝核问题与美国合作的筹码,而且事实上帮助了韩国与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向政治大国的转型。这是中国对韩外交的失败之一。

另一方面,邢海明过去半年搅起的中韩外交战相当不合时宜。首先,中国面对的是疫情后以及乌克兰战争期间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亟需与所谓美西方达成缓和,中国正在不情愿地展开与美国的各级别对话、修补与澳大利亚的关系、维持与欧洲的交往,在这种情形下,继续以被世人厌恶的战狼和宗主国姿态对待韩国,无疑将一个原本可能在中美甚至中日之间扮演特殊角色的韩国完全推向对立面,促成韩美日同盟的巩固。

中国经济下行,难对韩实施经济报复

其次,在中国经济全面下行的困难背景下,北京已经很难再使用上一次萨德危机时期使用的经济报复手段,邢海明和中共外交部未来对韩外交战难以得到国务院和经济部委的支持,否则势必加深国际资本对中国政治的不信任,也暴露出中国战狼外交与国务院吸引外资政策的矛盾。

最后,邢海明也面临着难以持续的个人困境。在中国战狼外交始作俑者秦刚业已升任外交部长后,无论是否基于修补中美关系的任务背景,他都绝对无法容忍下属官员继续战狼路线而有争宠嫌疑,尽管仍然有卢沙野、邢海明之类的官员为谋求升迁而迎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最高指示继续战狼外交。对这类不惜为个人私利而以口炮方式损害国家利益的外交官员,卢沙野调回国出任闲职或许是邢海明未来的最好结果,却是中国外交的又一失败。

外交失败或导致对中国的军事包围

然而,这一连串外交失败或许仅仅是开始,如同一百余年前清朝在朝鲜半岛的失败,中国外交失败导致的远不止是韩国,而是与袁世凯在1894年朝鲜“东学党运动”后朝鲜政府向清廷请求援助面临的情形一样,袁世凯此前在宗主国与属国的两难原本正是外交上的缓冲空间,当其消失之后,清日之间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态;而今东亚局势也面临着几乎相同的局面,韩国被迫选边站所引发的中国外交缓冲的消失正在扩散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整个西太平洋。如同6月16日美菲日三国在东京的安全协商所达成的,冷战之后,西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正在形成。

当然,即使如此,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恶化,或不及百年前清朝所面临的变局之凶险。李鸿章在那个时代尚且一方面言辞激烈、一方面策略谨慎有分寸,力保外交不至于连环败退;他所不敌的,是朝廷保守派与义和拳力量的结合。在今天,这便是邢海明、卢沙野等外交官的战狼外交所代表的狂热运动。他们正以东升西降的迷信树立起反美、反西方的天朝模式,将整个外部世界视为敌人,并且美其名曰“极限思维”。意味着,他们丢掉的也不止是韩国,或者台湾,而是极限以上的整个世界。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美国之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3/0619/19163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