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
大纪元专栏作家Ethan Gutmann撰文／唐云舒编译
约瑟夫（Joseph）已经身在伊斯坦布尔，一早起来却在回想新疆集中营上工前的情景。在那里，囚犯们一天要劳动16个小时，吃早饭前要唱共产主义歌曲。饭后，看守会为他们播放一段电影风格的视频。影片一开始是中共的便衣特工架着维吾尔人、把他们塞进没挂车牌的汽车并给他们套上头套的场景。
接下来镜头一转，显示出一条街道，街牌上写着德文、阿拉伯文或英文，表明不是在中国。约瑟夫说，这个影片就是当局对囚犯们的一种嘲弄：想跑那就试试，我们无处不在，华盛顿特区也不例外。
“华盛顿会有电视台拍摄我们吗？”
“可能会有，约瑟夫。要知道，你们是第一个逃离集中营、并将前往美国的基督徒；也是第一个（逃出来的）吉尔吉斯家庭，甚至可能是第一个全家都逃脱的。”
“你能保证那里没有中国媒体，是吗？”
“这我保证不了，约瑟夫。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
约瑟夫的妻子朱莉（Julie）忍不住插话说，“那我们能不能把脸遮住？”
“不行。”
约瑟夫带着悲伤的神情笑了笑说，“再告诉我一次，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叫‘媒体训练’，我们只是想让你适应镜头。你要知道，约瑟夫，媒体对你有兴趣，不然我们可能要在伊斯坦布尔等更久。”
约瑟夫本名叫奥瓦尔贝克‧图尔达昆（Ovalbek Turdakun）。我用他的教名来称呼他，是因为不想破坏他一连串堪称奇迹的好运气：
首先，朱莉在不到一年内就把他从新疆集中营里搭救出来；
第二，他们带着9岁的儿子，全家人穿越中国边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我在那里首次采访他）；
第三，发生“圣诞奇迹”，2021年12月15日，也就是约瑟夫要被套上头套前48小时，我的朋友康纳‧希利（Conor Heal）把他们一家从比什凯克（Bishkek）救出来，送上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班机。
一位英国媒体专家也通过网络、远程参与了我和约瑟夫一家的对话。在感觉到约瑟夫已经进入状态时，她用中文说，“约瑟夫，有个问题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会问：中国政府说‘再教育’活动结束了，你们已经掌握了新技能，他们（因此）关闭了‘再教育营’。不会再有强制劳动的事情了，大家都回家了。”
约瑟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在记事本上画草图，并放低声音说，“我和你说说关押我的集中营和我住的地方。”
“（牢房）墙壁有18英寸厚。这是精确数据。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里面肯定是金属框架。牢房的门也很厚，只（比墙）薄了几英寸，但是全金属的。就像银行的金库，你明白吧？每扇门都安了8个电子锁，每边两个，还有顶部、底部。当他们打开那扇门时，你可以听到门栓回弹的声音。”
约瑟夫用手指敲打着桌子说，“（囚犯们）一个一个（往出走）。门可以打开了，但中间有一根巨大的钢筋，这是用来把门固定在混凝土门框上的。所以门其实只是开了一条缝，只够让囚犯低着头、扭著身子通过。每个囚犯都要花两分钟才能走出那扇门，平均近一个小时牢房才能清空，你懂的。但对警察来说，花多长时间不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墙角都是圆的，所以我们用头撞墙的话（不会伤得太重），也就没有理由住进医院，借机逃跑。每个囚犯都有三个警察看守，如果你又高又胖，就会有五个来守着你。”
约瑟夫并说，即使发生自然灾害、警察神奇地消失了，牢房坚固的墙壁也使得囚犯无法逃出，集中营也就成了乱葬岗。他说，“即使发生7.0级的地震，我们也无法从这样的设施中逃脱。”
“你觉得有人建造这样的东西是为了用一、两年吗？”约瑟夫问道。他的目光落在屏幕上，然后落在我身上，“当然不是。这是为将来准备的。是永久性的。”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进行“媒体训练”。三周后，我们飞抵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美国政府官员带着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帽和新鲜出炉的巧克力饼干，在移民通道迎接了图尔达昆一家。这是第四个奇迹：抵达美国。
然而，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营救约瑟夫，不是因为他持有中共的文件或核机密。撇开人道主义方面的原因不谈，我们营救约瑟夫还因为他有“超能力”、可以过目不忘，对集中营的布局了如指掌：强奸室在哪里，他撇了一眼就记住了；哪里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机，记得清清楚楚。约瑟夫每天都会向狱友低声询问集中营工厂方面的情况，这让囚犯们很惊恐。最后，一个狱友低声斥责说，“你想搞数据统计，是不是？收手吧，你会把我们都害死的。”
“哈沙”
为了走访维吾尔难民，我专门去了中亚和土耳其。当地政府觉得这类调查会损害其与中共的关系。他们的想法没错，所以我接近难民时十分谨慎。大多数人在中国都有亲属，所以我没有询问他们的姓名。我记录下了他们的证词，用安全的方式将其发送出去后，就从移动设备中删除。
在吉尔吉斯（Kyrgyz）南部离奥什（Osh）不远的一个村庄，我采访了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他留着典型的白胡子，目光凝重。他在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即新疆）长大。早在1985年，当地汉族官员就命令他每个月劳动三天。当我问他为当局做什么样的工作时，他看到我郑重其事的样子就笑了，回答说“我为党铲屎”。
这样的经历，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中国知识分子或“黑五类”可能会一口气说上几个小时。连习近平都提到过，他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脸上被泼了粪。对于汉族老人来说，这些都是礼节性的谦虚话，他们的孩子永远都用不着从事这种工作。然而，没有一个维吾尔人或哈萨克人这样和我讲他们的故事。
2022年12月10日，人权日抗共集会上，声援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展板。（文心／大纪元）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诗人阿布都热依穆‧帕拉奇（Abdurehim Parach）曾被强迫劳动过“40多次”，他表现出维吾尔人的坚忍不拔。
他说，在西方媒体意识到之前很长时间，维吾尔人就遭强制劳动了，“并不是从习近平（当政）才开始的”。相反，想像一下温水煮青蛙的情景，青蛙（维吾尔人）试图从锅里跳出来的努力越来越徒劳。帕拉奇在喀什地区一个居住着3,000名维吾尔人的村庄长大。我问他，1985年（帕拉奇9岁时），他们村的村长是汉人还是维吾尔人。“那时候？”他说，“这不重要。”
“从那个时候起（1985年），我就知道我们村里有‘哈沙’（Hasha），意思就是强制劳动。”帕拉奇说，那是穷人的一种缴税方式。维吾尔族家庭每年都会拣出“被选中的人”到田地里劳动几个星期，也可能筹款行贿（以免除劳役）。如果被选中的人没有去劳动，或者没有行贿，官员就会罚其家庭的款。“对维吾尔人来说，免费为政府劳动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例行的、常态化的‘哈沙’。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从没有过。”
“哈沙”本身在作物总产量方面常常创造不了多大价值。但对当地官员来说，可以通过强制劳动换到钱。
帕拉奇说，如果当局不干涉维吾尔人的生活：即不没收土地、不派武装守卫在棉花田边巡逻、不强迫儿子和父母分离一个月以上、不强迫维吾尔妇女做“哈沙”，每家每个月出劳力干两天活儿算不得什么。
帕拉奇说，1994年1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冬天寒冷刺骨。我和朋友们去做‘哈沙’时，在结了冰的池塘上滑行”。到了集合地点，“汉族当局命令我们‘清除每条灌溉渠里的冰’”。
这群年轻人以为当局在开玩笑，“要是在别处做可能还说的过去，但当时根本没有水进入灌溉系统。喀什的冬天极其干燥。到了春天，初雨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让冰块融化。”他们猜测这是当局玩儿的把戏，“就是让我们忙，不让我们聚在一起，或者防止我们密谋反对政府”。一个男孩勇敢地说，“真的没道理让我们清冰块啊。”
当局对此反应强烈，勒令全村人都去清除冰块。“我们用镐头和铁锹在灌溉渠内四公里长的冰面上凿啊、铲啊，整整干了三天。每家每户都要清理五到十米。”从此以后，“‘哈沙’就变得没完没了了。当局下令每月劳动五天，但都是做无用功：在不该收割棉花的时候收割棉花，在从不种东西的地方开垦土地，只是为了消耗你的时间。”
亚辛（Yasin）是一个眼睛带笑的农家男孩。那年夏天，他感到情况不太对劲儿：老板不让工人们喝棉田里的饮用水，意在“拖垮”他们。
1997年2月5日，军警向新疆伊宁（和平）抗议的维吾尔人开枪。曾在当地公安局工作的巴提亚‧赦姆什丁（Bahtiyar Shemshidin）告诉我，警方内部估计，如果算上后续大抓捕中死掉的人，这次事件共造成400人死亡。在伊宁事件发生后，一位穆斯林阿訇及一位农家男孩说，每家每户的“哈沙”劳役翻了一番，每年多达70天。亚辛亲眼看到当局命令维吾尔人开垦棉花田。“然后汉族企业家来种植棉花，很明显是和当局达成了交易。”
在阿克苏地区，一名绰号叫“河童”的男子在木扎尔特河畔的一个维吾尔村庄长大。他带着敬畏的神情描述冰冷的河水，以及不断流淌的激流。1998年，也就是河童17岁时，掌管村庄的人宣布木扎尔特河要改道，命令维吾尔族男青年去承担这项工程。当局让他们在河面上铺设金属三角架，并说这比建谷仓容易得多。
然而，三角架像反坦克桩那么重，两个男孩才能抬起来，而且有可能需要在水下操作。因此，这些男孩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年纪大一点的维吾尔人则一边往河边走，一边大声讨论。“他们可以用重型机械来挖土、在河里打地基、填石块。但他们却让我们的孩子（受苦）。”管控人员听到后，便聚在一起（商量），然后生硬地宣布，第二天会“大推进”。
第二天早上，当年轻人和长辈们就位后，一批警察开进来，其中一人向空中鸣枪。在三个警察把一名男孩推进河里后，长者们便不再出声。男孩在快速流淌的水流中惊恐地挣扎了一阵后，终于站稳了脚跟。年轻人于是开始劳动、把三角架抬向河岸。两个男孩向穆扎特河中走了几码后，三脚架深陷在河床里；两人也被带了下去，喘着粗气沉浮了几下，就像双发子弹一样坠入河中。其余的男孩挣扎着回到岸上，有的哭喊着说，“我们不想下去，会死掉的。”
一队维吾尔人顺着木扎尔特河搜索。几个小时后，他们抬着两个男孩的遗体到了村中央，有上千名维吾尔人等在那里。紧接着，五辆警车开了进来。又有一名警察呼叫人们遵守秩序，并向空中鸣枪。这次人们都高喊，“朝我们开枪！朝我们开枪！看看我们有多少人，你们能杀完吗？”警察于是慢慢往出退，维吾尔人向他们涌过去，扯下他们的枪。当天开第一枪的警察被绑在一辆拖拉机车头上。该事件中最轰动的一个场景是，一位维吾尔族农民把那名（被绑的）警察赶到河里，一次次地把他摁入水中，“直到他求饶”。
太阳落山前，30名军警开进村中央，挨家挨户地突击搜查。在清冷的凌晨时分，所谓的“分裂主义份子”被带走，并被判处三年徒刑。
但当局对（维吾尔人）死亡、童工或河流改道计划等，都不闻不问。当地的“哈沙”工程继续进行，但悄悄缩减。河岸上的三角架锈迹斑斑，就像是一个个粗糙的死亡者纪念碑。当局没再试图让“狂野”的木扎尔特河改道了。
高等“教育”
1998年9月的一天，13岁的玛丽亚‧苏尔坦（Meryem Sultan）排队等候三辆巴士。她和她的维吾尔同学要搭乘这些巴士前往塔里木劳改营的一个废弃监狱。他们将去摘一个月的棉花，晚上在监狱的水泥地上打地铺睡觉。
不过，只有一辆巴士到达。温宿县（Onsu）一中的管理人员于是命令三个班的学生都挤进这辆巴士。在前往棉田的四个小时里，车里一片混乱，15岁的男孩“阿里”说他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昏倒了。巴士开了一个小时才停下。玛丽亚眼看着阿里被送往医院。
玛丽亚是个“摘棉花好手”，每天都能完成任务。阿里是她最好朋友的哥哥。那天晚上，当她躺在给他们当宿舍的废弃监狱地板上时，想着阿里也在休息。玛丽亚知道汉族学生当晚都在家里睡觉，但“哈沙”也是“功课”，四个星期后她也会回家。
第二天，她得知阿里已经死了，当局给了他家人一千美元的补偿。
玛丽亚几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她在入学时问老师，“我们必须做‘哈沙’吗？”大家哄堂大笑。“这让我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些严酷的规定，被训练得像机器一样，无论上面下达什么命令都毫不犹豫地服从，只听党的话。”
中共最近将玛丽亚上的中学改造成一个集中营。玛丽亚常常在梦中看到阿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以前从未采访过戴面纱的女子，但在2007年5月采访了“拉比娅”（Rabiya）。她当时刚毕业，被选中参加“决定前途”的“特别考试”。我看不到拉比娅的脸，只能通过她的眼睛来观察她。这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闪着聪慧的光芒。
她回忆说，“在考试结果出来前，我和其他25名年轻女学生被带进一个大礼堂。”校长向他们宣布，有个“绝佳机会，可以免费上培训班、学中文等，为你们进中国工厂工作做准备”。
现场一片沉默。“我们谁都没同意去上什么培训班”，拉比娅说，“但那时被锁在大厅里，一群老师围着我们，监视我们。甚至在一个女孩要上厕所时，都有两个老师陪着去陪着回来。”为了防止和校外的家长发生冲突，老师们使劲儿拖延时间。12个小时后，一辆巴士到来，在夜色笼罩下把女孩们带到了“帕伊扎瓦县职业培训中学”。三周后，女孩们被迫上了一辆有警卫的火车。到了天津，管理人员把她们赶到工厂大院，并说“你们是第三组”。
在（拉比娅）所在的县，16岁的维吾尔女子“毕业女孩”被告知要在一个“特别仪式”上领取毕业证。然而，在学生们排队进入礼堂后，保安锁上了门。校长举起双手，耐心地等待交头接耳声停止，然后说，“你们将去内地工作。”
家长们聚集在学校门口。一位学校代表说，“你们的女儿必须去布厂，但她们会受到细心的监护，而且绝对安全。”他解释说，现在有新要求了，维吾尔人家家户户都要做一年‘哈沙’。所以，“如果你现在离开这里回家，在你女儿回来之前你家不用做‘哈沙’。”但如果“女孩不去布厂，如果父母阻挠，做‘哈沙’的日子就会增加”。
拉比娅肯定地说，有210名维吾尔女孩在一条流水线上缝制男式短裤。但她不认识汉字，所以衣服品牌、工厂名称和位置都不得而知。但这不重要。她们不能离开工厂大院，甚至从未见过汉族工人。拉比娅怀疑他们是按件计酬的，所以在正常时间段工作。“唯一在晚上工作的汉族人”是管理员。“我们在一个大厅里工作，中央有一个摄像头，来回旋转。天花板的四个角落也都有摄像头。”她们上厕所时要举起一张金属卡，如果监控摄像头没有照到卡片，“我们都会受罚，被扣工资”。
工厂管理人员告诉女孩们，她们每个月的工资相当于50美元。两周后，他们告知说，“你们都是坐火车来天津的，所以要付车费。”六个月后，他们又说“你们要付回程的火车票。”
因此，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女孩们的工资实际上是每月35美元。“有些日子我们必须完成800件，其它时候是700件。我们一般工作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1点。你知道，我们必须在早上6点前起床。甚至生病的时候也一样。”每隔15天，女孩们会休息一天，用来洗自己的衣服。拉比娅说，“我们当时年龄还很小，从来没和家人分开过这么久。我们每次给父母打电话，都是哭着挂掉的。”拉比娅的母亲会说，“要有耐性，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上帝恩赐，你很快就会回家的。”但她的声音有点劈，拉比娅知道她在强忍泪水。
9月初，“毕业女孩”被送上“没有当地人坐的专列，并受到全面的控制。加上老师和警卫，每列车上大约有150人”。女孩们被带到北京的一个工厂区，为一家名字叫“达兴”（Da Xing，音译）的服装公司缝制时装包，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饭菜只给“饿不死”的量，以诱使女孩们在公司食品摊上买零食。“（厂方）没有公开侵犯或羞辱维吾尔人，但时不时的会有瞧不起少数名族的现象。汉族工人老是说‘你有羊腥味儿’，这样子对待我们。”
拉比娅的直接上司是维吾尔人，她和同事叫他“叔叔”，并把他当成发牢骚的对象。但在年中时，“叔叔”在午夜时与工厂主管发生了争执。他说，“你们让这些孩子工作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要这么逼迫他们？你们剥削他们剥削得过分了吧？”
对方回答说，“她们必须继续干活儿，现在不能离开。”
“叔叔”先出手了，揪住主管的手臂。两人就互相扭打、撕咬，最后“叔叔”伤得很重。那天晚上，几个维吾尔女孩制定了秘密逃跑计划，但按照法律无法登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双方的敌对消减了一阵子。
一天凌晨1点，“叔叔”再次对工厂负责人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必须停工，让这些孩子去休息，因为他们明天还要工作。”
“他们必须完成订单！”
“如果你不让他们休息，他们怎么能继续工作！？”
两人又开始推搡。随后几名汉人包围了“叔叔”，把他打倒在地，“毫不留情地”踩踏他。维吾尔女孩们不由自主地抓起机器部件（向汉人）投掷。但汉人们却无心理睬她们。“叔叔”要死了吗？
在救护车开走后，女孩们才完全意识到：“叔叔”走了，也许死了。他是她们与喀什、与伽师县之间唯一的纽带，也是唯一阻止汉人绑架她们的人。女孩们团坐在工厂的地板上，彼此相拥，呜咽着，哭泣着，甚至昏死过去，祈求有人能救她们的命。这之前，拉比娅只是盼着轮到自己给家里打电话。那一刻，深深的恐惧突然向她袭来：我再也见不到家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