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一群维吾尔族管理人员来到了女孩们的宿舍。女孩们站在一起，齐声说，“我们不会再工作了。”
管理人员说，“你们的合同期是一年，还没结束。你们必须继续工作。工厂目前有一大批紧急订单，你们必须完成。”
没有钱，无路可逃，“叔叔”还在医院……女孩们于是默默地去工作了。一年终于过去了，拉比娅坐火车回到了家里。她的父母行了贿，她再也没回内地。
拉比娅的面纱熨烫得很好。从她和我谈话的样子来看，她并不怕当地的阿訇，更不怕有美国犹太人窥视。我怀疑她戴着面纱是因为她谁也不信任。
2021年2月22日，一名维吾尔族妇女在伊斯坦布尔中领馆附近为被关押的亲人声援。——在中国监狱服刑20年后，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曼（Abdullah Abdulrahman）同50,000名维吾尔族人一起逃往土耳其。该国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谴责中共对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种族灭绝”。(Ozan Kose/AFP via Getty Images)
2008年夏天，中共当局将“毕业女孩”和她的工友们送上返回喀什的火车。当地不知何故传谣说，“毕业女孩”在内地受到性侵；为了消除谣言并防止她再被拉去强制劳动，一个名叫“巴图尔”的农家男孩在一年后娶了“毕业女孩”。
那时后还能有个比较好的结局。学校曾向家长保证，“小心监护”和“绝对安全”。尽管拉比娅很担心被绑架、再也见不到家人，但当时维吾尔女性并没有成为系统的性交易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拉比娅和“毕业女孩”与同事们（在工厂时）能够睡上下铺，无须在水泥地上相互抱着取暖。一个房间睡12个人或6个人。拉比娅和“毕业女孩”都吃清真食品，没有被迫吃猪肉。在宿舍和厕所里也没看到麦克风和摄像头。警卫没有强奸她们。但在十年后，连这点基本的保护都没有了。
婚后不久，“毕业女孩”的丈夫巴图尔就维吾尔女孩在毕业典礼上被绑架一事，与一名低级别汉族官员发生争吵。巴图尔受到惩罚，被派去“代表中国政府”测量农作物种植面积。每年，党官都会给汉人分配更多农田。如果他们需要灌溉田地、获取化肥，或者整修道路，地方政府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但维吾尔人却没有这种待遇。
对于维吾尔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一切。但现在汉人不断侵占他们的田地，巴图尔都记不清有多少地被夺走了。随着维吾尔农民拥有的农田日益缩减，他们每年要为汉族人耕作100天。
新疆有许多由汉族定居者组成的“建设兵团”，维吾尔厨师尤瑟夫（Yusef）在一个大兵团内经营流动食品摊。他说，兵团拥有“无边无际的田野，就像大海一样一眼看不到边。在白花花的棉花田里，所有干活的都是维吾尔人，全部是维吾尔人”。
许多劳动者都是维吾尔大学生，他们被轰出教室，被逼在军团里听煽情的训话，“你要发自内心地感谢大学让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咒骂）等等这样的话。”尤瑟夫说，最后，当局干脆派武装士兵在田间巡逻。
2009年7月，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爆发了短暂的冲突。尤瑟夫说，在当年7月之前，“士兵们还显得比较专业”。7月之后，他们开始公开表现出种族歧视态度，轻蔑地说“我们不和维吾尔人合作”。
从2015年开始，中共下令建造“再教育营”。大规模的监控系统——人员检查站及可以远程确认种族和压力水平的电子阅读器成了标配。到2016年底，有100万人被关进再教育营。起初，这些设施是用来洗脑的，后来就成了遭强制劳动者的住所。
2019年，我在哈萨克斯坦难民营采访难民。在妇女居住的营区，有一群18岁左右的青少年将提前离营。营地管理员会在午餐时间宣布“毕业”，并提到让他们前往农场工作，或从事纺织品生产，或让“这些女孩去东部的一家工厂工作”。管理员毫不掩饰地公布这些事情，并鼓励大家鼓掌。中共否认存在大规模监禁、强迫服用精神药物、施加酷刑、系统性强奸、强迫绝育、为出口假发而剃发、大规模将维吾尔人驱逐出境，以及国家主导的系统性收割（摘取器官？）等行为，并将强制劳动换了个漂亮的说法，包装成“就业项目”。
中共的“反恐”表演
再说回土耳其，“亚伯拉罕”给了我一份概述他家情况的剪报，从中可以看到（中共迫害维吾尔人）到了什么程度。他的妻子和所有的孩子，不是被监禁、遭强迫劳动，就是被关进孤儿院；他的三个兄弟都在监狱里，一个摘棉花，另外两个生产水泥。我问亚伯拉罕是否和家人通过话。他回答说，“没人在家。只有孩子和老人。每个人不是在难民营里被迫劳动，就是被关进孤儿院，或者监狱。”
亚伯拉罕所描述的情况可以用一个名词来描述：私产奴役（chattel slavery）。即一个人出生时就是奴隶，是一种资产，没有寻常家庭该有的权利。现在的（奴隶）拍卖场是电子的，但最终结果一样：摧毁家庭、瓦解文化，把人变成骡子。
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共也会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例如“西部大开发”项目：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引进外国资金、让维吾尔人口袋里有些钱。他们会被同化。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党内是否有同情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派别，因为对中共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伊宁事件，或者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或者乌鲁木齐冲突。唯一重要的日子是9/11。
9月10日，中共称维吾尔独立运动团体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代理人；9月12日，该党又进一步将这些团体定性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总有年轻人会拿起枪，我就采访过一个曾接受反叛军训练的维吾尔人；但如果只关注（这方面的）行动和反应，就会忽略中共反恐行动中的表演性因素。这场反恐行动是演给汉人看的，其目标不是为了消灭恐怖分子，而是为了给其侵害维吾尔人的行为找一个长远的理由。
为什么（针对维吾尔人）？很难下定论。但从难民的证词中，特别是从他们没提到的内容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例如，他们几乎没有提到过“伊斯兰恐惧症”，或者回族穆斯林。有人告诉我，回族人的伊斯兰教规则比维吾尔族人更严格。但是回族人讲普通话，所以他们似乎没有被关进难民营。然而，近一半的难民在证词中提到了汉族人的种族歧视。
我相信这是真的。我在北京时，我的中国生意伙伴拿“维吾尔俱乐部”来取乐。他们找乐子的方式是相互挑战，看谁敢吃驴子的生殖器，同时观看所谓的“维吾尔女子”穿着基斯梅特（Kismet）服装跳舞。音乐很好听，是北京最好的。但这些东西都让人有不道德、（种族方面）差别待人和剥削他人的感觉，有点像“咆哮的20年代”时期的“黑人爵士俱乐部”。汉族人的种族歧视是切实的，不是困扰西方人的所谓“微歧视”，而是赤裸裸地把人视为“猴子”的那种歧视。
问题是，维吾尔人的就业前景到底如何？人们普遍忽略了监狱劳动，人权倡导者没有把这个问题列为重点关注事项。粗略地看，难民营中的维吾尔人数量在减少，但许多人实际上被转移到了监狱里，而且难民营越来越注重强制劳动的产出。
阿里是一个40岁出头的男子，脸紧绷着却依然布满了皱纹。他吃不饱。他的眼睛（告诉我）他饱经风霜。这就是一个“被奴役了12年、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报偿”的人的样貌。
阿里在1998年遭拘留，经历了两年的审讯，然后一直劳动到2012年。
他最初是在“第一监狱工厂”干活儿。那里有20栋建筑、5,000名工人，生产水泥地砖。阿里整天干码货、装货和卸货的事情。他干活儿时很小心，但活儿太重了，半数工人的腿、脚都折了。
阿里还做过切割和抛光奇异石头的工作。这个活儿对体力要求不高，只是端“一个装浇水的大锅”，把石头镶嵌到金属框架里。他们干活时戴口罩，但胶水（加热）产生的烟雾，以及抛光石头所用的化学品“有毒”。阿里长期头晕，迷迷糊糊，“如果口罩戴得不紧，我的眼睛就会不停地流泪”。
他（出狱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条配备了150人的流水线上，为石油公司工人作裤子。一个班次工作12小时。阿里负责缝口袋。生产时会产生“微尘”，但由于工期很紧（顾不上清扫），灰尘不断堆积，（车间）就变得像埋在沙漠里的废弃房屋。“没人关心（工人的）健康问题。你就是工作、工作，没人关心你戴没戴口罩或护目镜。身上全是灰尘，如果不戴口罩的话，肺部会出毛病。缝衣服时灰尘也会阻挡视线，视力越来越差。噪声会伤害大脑。也会晕眩，因为食物太少。这就是纯粹的迫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监狱。（明慧网）
2005年，联合国（U.N.）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访问了乌鲁木齐第一监狱。（监狱当局）事先告知阿里和其他犯人，（来人时）就埋头工作，面部表情要保持温和，不要流露出受虐待的样子。我让阿里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太坏的事情。他自豪地说，著名维吾尔作家、《野鸽子》的作者死前是他的狱友。
阿里在2012年获释，出狱前狱方搜了身，以防止他携带纸条什么的。阿里逃到了越南，然后又去了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最后来到土耳其。
阿里因被当局控为“分裂分子”而入狱。他的刑期一再延长，是因为他拒绝出卖朋友。阿里说，他的罪名“毫无根据且荒谬”。但（对于中共而言）这一向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忠诚不忠诚的问题。
“一旦党意识到可以利用维吾尔人赚钱，就会制造种种借口，说你是分离主义者，说你使用微信。他们把整个东突厥斯坦（新疆）变成了生产线。汉人让维吾尔人繁衍，强制维吾尔人在监狱里劳动。免费的。什么都不给。没有（正当的）指控程序。（我们）没有罪。要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生错了地方。”
我不忍心问阿里是否有妻子或女朋友。在我结束三个小时的采访、要离开时，他脸上的失望和愤怒表情说明了一切。我怀疑阿里的命运预示了维吾尔人的未来：妇女在工厂工作，被关在宿舍里（不能自由活动），直到过了生育年龄；男子独自（在外）孤零零地生活，因癌症和器官衰竭而英年早逝。
维吾尔族难民渴望回到“应许之地”（《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及其族人的土地），但眼下看不到一线曙光；即使有，也是一闪而过。
2022年11月，中国各大院校的学生举行烛光晚会，悼念乌鲁木齐公寓大火（受害者）。这栋楼因COVID遭封锁，人们逃不出来，一名维吾尔母亲哀号的场面（令人动容）。显然，学生们厌倦了封锁政策。然而，每个手持蜡烛的大学生都知道自己面临着面部识别等技术监控；现在他们的学业前途面临着被断送的危险。
“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出自《圣经》）这是中国战前一刻：不可信赖的政治精英集团把一个伟大的国家带入黑暗、让整个社会罪恶横行，在这危险的存亡时刻，需要亿万烛光来照亮回归之路。
作者简介：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是一位调查作家，著有《屠杀》（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和《失去新中国》（Losing the New China: 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等书。葛特曼还是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高级中国问题研究员。他曾对中共监控民众和活摘器官等问题进行调查，并与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共同撰写了有关中国器官移植业情况的深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II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