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误区：经济上的起起伏伏都是用三驾马车来说事。正所谓成也马车，败也马车。
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
按照这个流行的三驾马车的线索，前几天我梳理了从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但不知大家发现没有，中国经济发展内力最足的时候，我们几乎看不到三驾马车的完整身影，而到三驾马车齐备的时候，经济虽然来了最猛的一波，但实际上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这说明什么？说明尽管三驾马车的分析在特定背景下是有用的，但实际上，在三驾马车的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我曾把三驾马车的分析脉络，放在浅层逻辑的题目之下。而在深层逻辑的题目中，则分析了另外一组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
这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和平、改革、劳动力这三大红利。
可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与这三大红利是密切相关的，而现在中国经济的艰难与困境，也与这三大红利的逐步减弱甚至消失有着直接关系。
首先是和平红利。
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往往忽视了和平的重要与珍贵。但实际上这是经济发展，甚至是正常经济活动的首要前提。不要说在炮火纷飞中无法发展经济，就是在存在严重对立或战争风险的情况下，长期的规划和投资都很难进行。
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知道，那时候冷战还没有结束，中美还没有建交，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与个别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处于冷战状态。应当说，这个环境对于中国并不是很有利的。
但当时的领导人，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将这个并不理想的国际局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重新定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个定调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定调，就要全力以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于是才有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中国加入WTO，有了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
再说改革红利。
如果按照三驾马车的框架，你很难找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是来自哪里。靠的是哪一驾马车？那时有像样的投资吗？没有。有什么作为一驾马车的出口吗？没有。也就是消费还可以，是脱离匮乏阶段的生存式需求的复苏。那当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来自哪里？就是改革。
具体说，就是一松绑、二盘活、三私营。在《三驾马车沉浮记》中，我曾用《乔厂长上任记》分析过为国企松绑的改革，即使是具体规章制度层面的小改小革，是如何造就了供给端的弹性。接着的是，乡镇企业改制与国企改制。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和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中的问题，但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一批企业经由改制获得生机却是事实，由此才有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正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供给不足，到生产过剩。
最后是人口的红利。
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生育高峰。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这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到90年代，在60年代到70年代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6%，到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74%。同时，伴随体制的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过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和城市。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一个好的社会，就是能将这样的潜能发挥出来的社会。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这个人口红利的释放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动力的根本源泉，就是上述三大红利。如果一定要说三驾马车，也只有放到这个背景中才能说得清楚。我说明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