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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三大红利 北京当局几乎全毁了

—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经济三驾马车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不过北京当局几乎全毁了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平表示,尽管三驾马车的分析在特定背景下是有用的,但实际上,在三驾马车的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我曾把三驾马车的分析脉络,放在浅层逻辑的题目之下。而在深层逻辑的题目中,则分析了另外一组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 这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和平、改革、劳动力这三大红利。

图:2020年11月3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经济三驾马车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不过北京当局几乎全毁了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孙立平表示,尽管三驾马车的分析在特定背景下是有用的,但实际上,在三驾马车的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我曾把三驾马车的分析脉络,放在浅层逻辑的题目之下。而在深层逻辑的题目中,则分析了另外一组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

这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和平、改革、劳动力这三大红利。

首先是和平红利。

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们知道,那时候冷战还没有结束,中美还没有建交,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解冻,与个别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处于冷战状态。应当说,这个环境对于中国并不是很有利的。

但当时的领导人,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将这个并不理想的国际局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重新定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个定调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定调,就要全力以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于是才有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中国加入WTO,有了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

再说改革红利。

如果按照三驾马车的框架,你很难找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是来自哪里。

具体说,就是一松绑、二盘活、三私营。在《三驾马车沉浮记》中,我曾用《乔厂长上任记》分析过为国企松绑的改革,即使是具体规章制度层面的小改小革,是如何造就了供给端的弹性。接着的是,乡镇企业改制与国企改制。也正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供给不足,到生产过剩。

最后是人口的红利。

到90年代,在60年代到70年代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6%,到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74%。同时,伴随体制的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过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和城市。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这个人口红利的释放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动力的根本源泉,就是上述三大红利。如果一定要说三驾马车,也只有放到这个背景中才能说得清楚。

阿波罗网评论员杨旭表示,北京当局的“中国梦”、“东升西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直接让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从合作变为竞争、甚至是敌对状态,失去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国进民退”更是开倒车,把改革红利丧失殆尽。

计划生育国策虽然不是现今北京当局发起实施的,但也没有看清形势,提早终止,也是对人口红利的消失起到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说,现今的北京当局正是中共经济快速发展三大红利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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