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4日晚，瓦格纳集团的成员准备从南方军区总部撤出，返回他们在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基地。6月24日，克里姆林宫称，派遣战士推翻莫斯科军事领导人的叛军雇佣军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将离开俄罗斯，前往白俄罗斯，作为避免“流血事件”协议的一部分，针对他的刑事指控将被撤销
古往今来，军事叛变屡见不鲜。尽管各个军事叛变的性质和范围各不相同，然而不变的是当权者为此深受刺激，进而不可避免地调整政策。
6月23日至25日，莫斯科小心翼翼地平息了身处乌克兰的瓦格纳集团军事承包商将士的短暂兵变，并被迫解决令人头疼的瓦格纳集团半独立地位问题。
事实上，瓦格纳部队离开乌克兰，一路上浩浩荡荡进入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并没有遭遇到任何反抗。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叶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与俄罗斯国防军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合同，而金钱利益没有得到保障。
目前形势下，随着瓦格纳叛乱的结束，俄罗斯武装部队可以在乌克兰战场上行动更加协调统一。众所周知，在乌克兰战场上，瓦格纳部队表现出比俄罗斯地面部队更高的效率，为稳定一些反对乌克兰部队的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显而易见，维持一个单一的战场指挥，完全听命于俄罗斯国防军，对于瓦格纳集团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莫斯科希望尽量降低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领导的“兵变”造成的政治影响；令俄罗斯总统普京稍微安心的是，这个兵变并不是发生在俄罗斯国防军内部，瓦格纳只不过是雇佣军而已。无独有偶，当年美国在伊拉克的武装行动中，军事承包商黑水公司（Blackwater）也“叛变”了。从历史上看，雇佣军团体经常与他们的客户政府发生冲突，通常是在薪酬和条件方面产生分歧而闹掰。
事实上，当年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对雇佣军的迫切需求告一段落后，就悄悄地压制了黑水公司。这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然而最终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军队的整体战略目标。
普里戈津与莫斯科的合作一拍两散，深知政府不再需要他了，一如当年黑水公司负责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z）与华盛顿的蜜月期结束时一样，该离开时就离开。
他的现金流早就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大幅削减，预感大的改变即将来临。
早前，瓦格纳集团从俄罗斯政府那里获得了在叙利亚、利比亚、马里、非洲之角以及最近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的大量合同，从而变得更加富有和权贵。然而最近，俄罗斯政府坚持要求瓦格纳的雇员将士在7月1日前与国防部签署合同。这意味着瓦格纳的独立性和现有的商业合同将遭到终结，而正是这些与俄罗斯政府签订的商业合同令普里戈津富得流油。普里戈津此后声称他将抵制这个命令。
2017年7月4日，俄罗斯商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参加中俄领导人举行的商业领袖会议之前。(Sergei Ilnitsky/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瓦格纳事件爆发后，全世界哗然。西方媒体以及华盛顿和美国盟友的一些“专家”纷纷猜测断言，瓦格纳的抗议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预示着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的总统权威受到挑战，即将被迫下台。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普京确实在许多方面面临困难，然而他此次轻松地处理了普里戈津的“减速带”式风波。由于与普京存在长期盟友的良好关系，普里戈津在事业和财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在这个不体面的事业上越成功，就越置普京于尴尬境地。在双方的斡旋下，他很幸运地以“体面的条件”达成了退出俄罗斯政局的方式：在白俄罗斯避难。
显而易见，此次瓦格纳兵变的重要性甚至比不上1905年6月俄国战舰波坦金（Potemkin）号的兵变。那是一次和平时期发生的国家武装部队内部成员兵变，间接促成了1917年俄国革命。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爆发过更为严重的兵变。1917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10万法国军队在西线附近发生大规模兵变，表达对时局的不满。1918-1919年，德国爆发相对和平的基尔（Kieler）海军兵变，抗议当局在波罗的海军力部署，引发了德国十一月革命。1931年，英国约1000名水手的因弗戈登（Invergordon）王家海军兵变，旨在抗议当局的肆意降薪。这些兵变性质都很恶劣，因为将士们违反了现役军人对国忠诚的明确誓言。
而这些兵变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均没有对当权者造成伤筋动骨的打击，最终都是政府主宰了兵变参与者的命运。
也许更具战略意义的是1857年至1959年印度爆发的军团（Sepoy）兵变。这是一场政治层面的战争，旨在推翻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不是一场军队内部叛变。这场兵变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那么现在的瓦格纳兵变呢？
首先，俄罗斯武装部队可能会籍此将瓦格纳集团将士纳入正式军队或纳入国防部直接控制的独立军事组织。这很可能亦会引发当权者对俄罗斯军事供应链效率低下的反思，而这可能会使人们更加关注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的表现。
其次，俄罗斯将精简优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推进，尤其是在以前由瓦格纳控制的地区遭受初步挫折之后，更需采取行动扭转形势。
西方分析人士一直热衷于将普京妖魔化，并屡次预测他将提前辞职谢罪。一厢情愿的想法从来不是好的政策分析。暗杀和疾病始终都被当作是万用牌，可以决定普京命运。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瓦格纳事件只是茶壶里的风暴而已。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他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企业家、作家、政府顾问和国防出版物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纪的新全面战争和恐惧大流行的诱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2020）。
原文：Why We Should Not Be Diverted by the Wagner Comic Oper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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