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晓康按：阎明复仙逝，给了我“再回”广场的机缘，当年他就是赵紫阳的代表，中共体制内拒绝镇压学运的开明派，办法是劝说绝食学生撤离广场，令邓小平屠杀理由消失，却遭到拒绝；拒绝者是绝食总指挥部，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这几个总指挥——历史是记账的，中国沉沦、腐败到今天这个地步，启动的第一推手，是实施大屠杀的邓小平，然而拒绝撤离的学生领袖们，给了邓屠夫动手的理由，所以他们的名字也被历史记住了，将来如何算帐，让我们就交给历史好了。我曾赴广场斡旋，留下一些文字，今天也可以拿来纪念阎明复这个好人。
一九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腾腾，《文汇报》忽然给我一个“文学新人奖”，还特意派《文汇》月刊编辑嵇伟，专程来北京接我飞沪领奖。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飞机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沪特快返回北京。这个奖是由包括柯灵、王蒙、陆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张光年、唐达成等文艺负责人组成的23位评委投票选出的，我之获奖，也许跟《文汇报》选刊《乌托邦祭》有关。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门学运的激励，沪上各大学也风起云涌，摩拳擦掌。我跟嵇伟来沪，本有出来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担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学生们拉去演讲。谁料嵇伟领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 时，坐公共汽车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声：“苏晓康，这一站下车了啊。”车上有一群大概是学生，立刻四周搜寻叫嚷起来：“哪个苏晓康？河殇那个苏晓康吗？他怎么会在上海？”这可麻烦了，一下车他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嵇伟死命地把我从人群中拽出来，再拉上施叔青，飞快逃离。我是第一次见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里也第一次遇到写《人啊，人！ 》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达上海那两天，我就犹豫着何时回北京。若想躲过那场大危机，无非再到苏南去转悠它一个月。 4月25日夜里，往北京家中给傅莉打了个电话，她说：“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好像挺管用的。”………
冲着傅莉那句话，两天后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车站，正赶上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那个火烧火燎的大革命阵势啊！我只有心里暗暗叫苦。接下来势态幻变诡谲莫测，学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样，老头子们也寸步不让，中间的玩家们兴奋极了。我这厢自是明白前面已经惹下的《河殇》大祸，会叫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却已难脱身。以下的〈“五一四”广场斡旋记〉，摘自1990年春法国学者程映湘、高达乐夫妇所作的访谈记录。
程：你现在进入运动本身了。
苏：五月十四日是个礼拜天，戈尔巴乔夫第二天就要到北京。前一天，五月十三日，学生突然进驻广场绝食起来。情势非常紧张。阎明复已经开始劝说学生，请他们把广场让出来，别影响国事活动，但劝不动啦。他就找戴晴来帮忙。戴晴就找了十一个知识份子：李泽厚、刘再复、李洪林、于浩成、温元凯、包遵信、严家其、苏炜、李陀、麦天枢、我，连她自己，一共十二个人，先到《光明日报》，开个座谈会。一开头大家都强烈批评政府，也讨论怎么办，知识份子应该做点什么。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还出来跟我们说，胡启立已经有指示，你们今天在这里的讨论，《光明日版》明天全文发表。其实后来并没有发表，只发了一个消息。
正在讨论的当中，统战部用车送来一个高自联常委到会上，叫王超华，是个女研究生。她跟我们讲，这次学生绝食没有经过高自联，所以高自联指挥不了他们。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她已经得到消息，今天晚上一定会武力清场，北京市委已经把清场的军警和各种防爆器材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学生肯定要流血。她说，我们高自联完全被动了，因为几个主要常委王丹、吾尔开希，都主张绝食，带了人去广场参加绝食了，我们没有办法了，她边说边哭，我们失去控制了，没有办法了，希望你们出面去劝劝学生。
她一说完，我们这些人就吵作一团。严家其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广场，政府一点也不让步，我们怎么劝得动学生？但是温元凯和李泽厚说，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去，一定要去劝，否则怎么行呢？李泽厚特别强调：这是我们知识份子的责任嘛！我当时也不主张去广场，因为政府太不像话了，我们没有一点儿前提能劝动学生。后来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还是去，先起草了一个紧急声明，由我当场写的，是要拿到广场上去宣读的。声明无非是说两头话：一面呼吁政府跟学生对话、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绝对不允许动用暴力；一面呼吁学生要理智清醒、不要让人挑起事端、暂时撤出广场。
当时大家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去有没有作用？是不是先请几位广场学生过来谈谈，广场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学生情绪怎么样？这样，又把我们十二个人送到中央信访办公室，就是专门接待上访的……。
程：信访办公室在天安门附近吗？
苏：好像在永定门火车站一带。然后从广场接了十几个学生过来，他们不是绝食的，而是维护广场秩序的纠察队学生。我们问他们，应该在广场呆下去，还是应该撤离？他们都说应该撤离。我们问，广场上的学生们心里怎么想的？他们说，也想撤，但是撤不下来，很怪。我们又问，那么我们去能不能起作用？他们分析了一下之后，说你们这些人去，一定能说服学生。
好，大家就决定去了。到了广场，不是每个人都讲话，好像只有温元凯和我，讲了几句，大同小异，一是肯定学运前期，你们取得很大胜利，靠的是理性精神；二是现在局势非常复杂，提醒学生不要被保守派利用，要懂得这个分寸……。我们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当时学生中很多人鼓掌，好像大家都同意这种分析。
接下来，由戴晴出面宣布一个妥协方案。可是戴晴这个人呢，她说了一个事先根本没有跟我们其他人商量过的方案，她的妥协方案是什么呢？她说：“就这会儿，让赵紫阳，或者李鹏，到广场来，就在这里，对同学们说一句：你们是爱国的！或者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就说一句话，让他们离开，然后同学们就撤离，这样行不行？”
说老实话，当时听戴晴这么一说，我都懵了！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把我们十一个人拉到这里来做戏？我猜呢，她这个方案，是跟阎明复反复商量过的，或者是她出的主意，然后阎明复跑去找中央书记处的头头们，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一个一个找，结果就是大家同意，只能到广场来说这么两句话中的一句。共产党都蠢到了这种地步！ ——“你们是爱国的”，这句话报纸上一直在说嘛。
戴晴这么一讲，学生当然不干了。封从德马上站起来念绝食誓词，广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扭转过去了。我们离开那里，回到统战部，我又同李铁映 吵了一架。
程：为什么吵呢？
苏：我们回到统战部时，阎明复、李铁映还在那里跟学生代表对话谈判嘛。他们两个人在那边结束后，过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感谢，进来后打招呼、打官腔，刘再复就站起来，对他们说：为什么中央这个时候就不能作点让步呢？为什么非要定学生是“动乱”呢？明明不是“动乱”嘛，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铁映听了，脸一板说，中央做事情哪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呀！就不能随便改嘛，要改也要有个过程。瞧他那一副训人的口气，刘再复起码要比他年长几岁呀。本来我们已经很累了，学生又不肯听我们的，心里很难受，眼看事情要闹砸了，我很泄气地坐在那里，一看李铁映这么训刘再复，我呼一下蹦起来说：李铁映同志，你们作出“动乱”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快？你们经过什么仔细考虑了吗？经过什么讨论了吗？我的意思是，你这个“动乱”的决定，难道不是随随便便、很草率的吗？
他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态度缓和了一点，打个哈哈。我又说：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犯错误犯到底呢？为什么一定要到没法收拾了才肯罢休呢？再承认错误、检讨，再来给人家平反、给人家昭雪，造成极大的损失，现在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呢？李铁映接下来说，啊，咱们今天不说啦，你们也都累了，我们也很累，咱们今天都去休息吧！
这天就算结束了。然后閰明复派车送戴晴和我回家。一上车，我们俩又吵起来，我说戴晴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其他人商量一下你的方案？我们是应该去广场劝学生，但也不能这么个劝法呀。戴晴说，就这么个方案，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苏晓康，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能使双方妥协的话，你我两人都得进监狱！
程：她也说准了！可见她对上层，比你们这些人的了解深刻得多。
果然，“六四”枪响，戴晴进了秦城监狱，我则在“通缉犯”罪名笼罩下，潜伏逃亡一百天，然后是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
（ 注：本文来自作者脸书，摘自《屠龙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