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刚刚听了一场“范畴再见”追思会，这位大侠留下一句醒世之言：“这次台湾大选，不是选白宫，就是选中南海”；当下“蓝白合”破局，其根本含义，乃是没有“白”的生存空间，柯文哲自负的聪明、投机、中性，在蓝绿对决中，被彻底“玩儿完”，他的党最终也会被弃保；“蓝绿”不容“白”的存在，旁边却有一个“红”在操盘，这么残酷的游戏，因为背后是中美对决；甚至连当年的“统独”争议，也演化成“亲美”还是“亲中”。
习近平最近已将“武统”改为“和统”，其缘故不止经济崩溃、实力锐减、军方消极，还在于中共看到“和统”的可能性已在岛内生成，习的历史经验也来自毛泽东，此枭雄当年曾说，夺取台湾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
空军和制空权有关，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内应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广义上包含所有可以达到瓦解台湾民心士气的岛上资源。而广义上的"内应"，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能够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相较于动武，毛泽东更看重内应——什么是"内应"，如今中美都看得很清楚。二〇一九年先是香港的抗争与沉沦，接下来便是二〇二〇年初台湾大选，蓝绿两营皆有“亡国感”，我当时留下一则文字，颇可与当下对照。】
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亡国感
黎智英接受《财讯》访问，对台湾人苦口婆心：你们要是选郭台铭、韩国瑜这样的人，台湾人不会死吗？
他当然指的是台湾总统选举，谁都知道，韩国瑜、郭台铭可以接受“一国两制”，经香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送中”，郭台铭表面上改口了，而韩国瑜反应迟钝，还说“我不知道啊”，民调大跌。香港效应在台湾发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为她对中国最强硬。
转眼七月，台湾大选鏖战，蓝绿对决已然是一场美中"代理人"战争了。我先听到一个高分贝的字眼"亡国感"，忍不住也去议论，台湾"亡国感"大行其道，却是不一样的两种"亡国"危机。绿营之亡，乃民主制度有被对岸专制吞噬之危；蓝营则有"中华民国"寿终正寝之危。"两危"激荡2020大选，又在于台北已经出现"中共代理人"，而且民意度极高（有的民调甚至是最高）——此民意的背后，积淀着外面人不易解读的恐惧和诉求，而且非常情绪化，却是最棒的选举资源。
绿营的"亡国感"，除了对岸"大国崛起"的霸凌，更大的背景，反而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强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已势不可能，两强对决，逼她必须选边站，自然不可能站到专制那一边，虽然是"同文同种"；吊诡的是，蓝营难道可以选择站到习近平那一边去吗？那就是被关进"一国两制"囚笼中，香港的苦苦挣扎与覆亡，就在眼前！
相对而言，"蓝亡"迷思偏重一点，因为其中暗含着"偏安"误区，那自然是七十年积淀下来的；甚至"偏安"思维，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临安，赵宋小朝廷的苟且偷生，就不要说它了，那时的中原文人，对丢了北方半壁江山，痛心疾首，心心念念于北伐，到死都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这种亡国情怀，锤炼出许多大诗人，但是政治上毫不可取，最终气数尽在崖山。时至今日，蓝营中人乃不能看清今日北京就是当年的蒙古人，还存侥幸，岂不怪哉！
至于"绿亡"之误，仅在执政包袱。强敌之下，一水之隔，哪里来的许多空间让你挥洒？"转型正义"也好、回馈选民也好，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原是办不了太大的事情，也容不得挤压政敌太甚，“中华民国”之壳非要毁掉吗？蓝绿基本盘相当，输赢全在中间选民的好恶，每年政党轮替的意义，已经扭曲。我在大洋对岸，何敢妄言？这点感觉还是2018年底赴台观选"九合一"得来的，当时民进党"雪崩式惨败"，跌破众人眼镜，我听到内行解读，肇因乃"年金改革有侵犯财产权之虞、追讨党产有政治清算之嫌、转型正义有违宪滥权之虞、前瞻计划有违宪之嫌"，当然也包括"拔管"之类，绿营领袖被权力迷惑，可见一斑。
那次观选，还让我领略了台湾的"造神"倾向，前所未有。甫抵台北即闻听"蒋中正还魂"，正在坊间盛传，我不知所以，待看到"韩流"现象才明白，它令我想起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然而当年老蒋也没有这么大"魅力"，反而有点毛泽东在台湾还魂，这个现象就是"奇理斯玛"嘛，蓝营为夺回政权，而寻得一个"奇理斯玛"式人物，非常危险，还好民间、特别是年轻人，读出其中的巫魅，大举"返乡投票"，扭转局势。东方社会的选举，会不由自主的哄抬"巫魅"，这次在台湾才看到。其实不止蓝营，绿营也不遑相让，那个陈水扁，"台湾之子"，不是一样很民粹吗？至于今日大获全胜的蔡英文，其实已经满身辉煌，离"成圣"、"成鳯"很近了，更加巧合的是，台湾的本土神祗妈祖，恰是一个女性，因而土壤非常配合。我还没有看到台湾有人担忧，而把这个韦伯论说传到中文里的第一人，正是从台湾出来的林毓生教授！
绿营领袖没有进步的话，对付蓝营不在话下，可如何应付对岸的蒙古人？
西北来的征服者
这"蒙古人"是三十年前的旧概念。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我第一次访台，贸然说了一句"台北有如当年南宋临安"，那确是走在夜雨中满地霓虹灯碎片的忠孝东路上我的一闪念，来自儿时的故乡杭州，遭批"以中原心态看台湾"，其实背后衬托的南宋人那首七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何等的迷离……。
这里"蒙古人"只是一种象征概念，泛指中国历史上的胡汉之争，不过余英时教授分析胡汉之争，更延伸到向海洋发展的新命题：中国的文明，为什么呈现了一种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又向海外扩展这么一个长达一两千年的态势？这就是因为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从汉朝时，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挤压黄河流域以及后来的长江流域的农耕民族——汉民族，长达一两千年，将中国文明往南、往东挤压。来自北方的压力，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称得上是个“永恒的压力”，就是在将来也还会遇到。余教授写道：
‘非常概略地讲，政治史的背景是内陆亚细亚的少数民族（中国史上所谓“胡人”）从汉末以来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汉族政权施压力，把北方的中国人不断推向东南沿海地区。东晋和南宋的两次所谓“南渡”便对中国人口从北向南迁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湾新竹的饶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东晋初年从北方南渡到福建，成为闽林的一世始祖，后来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迁至潮州饶平。林氏后代最后在乾隆年间渡海来台。（见庄英章、周灵芝“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一九八四年）举此一例，即可见台湾的发展史并不真的是从十七世纪初年才开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须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
所以我在普林斯顿遇到余教授，他对我说：“你说中国文化没有海洋文明，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说得很客气，“但是我很赞成你提出的关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矛盾。”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的，南北朝以后重心移向长江流域。我们一般谈中国文明谈到这里，就不往下谈了。他说，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文明向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发展和开拓，但本土的中国人谈得很少。整个南洋的开发，以及现在南洋诸国的早期历史，都跟中国的移民、中国海外社会的发展有关。中国宋代以后，向太平洋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国人自己不谈它，只谈长江、黄河，这是一种陆地思维；同样的，而今在台湾，如果只谈中国的长城、“四大发明”、地大物博、通商盈利，而不理南洋、亚太、海洋、全球，便意味着还陷在陆地思维，即便在一个海岛上也没有看到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