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富（国富论）（上）、（下）封面
长久以来，“拼经济”和“救经济”的声音时不时的传出，前者指的是让国家经济辉煌成长、繁荣、富裕、永续发展；后者则是让低迷、衰退的经济复苏、起死回生。
我们也都知道，拼经济和救经济的主角是“政府”，而且不论何种体制的社会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是地球人的“共识”。21世纪以来，“安倍经济学”“川普经济学”和“拜登经济学”更堂而皇之地摆上台面，凸显政府承担“拼经济”“救经济”的现实。
拼经济、救经济是谁的事？
不过，赤裸裸的事实是，全球经济不但没有永续辉煌成长，通货膨胀、经济低迷、衰退却一直与世人长相左右，而且气候变迁、地球暖化、天灾人祸连绵不绝愈来愈严重，甚至人类走往灭绝之路都不是危言耸听。可怪的是，各国政府主动或被动一肩挑起振兴经济的任务更被深深认同，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各种管制干预政策的各项振兴方案不断出笼，而经济循环往复、每况愈下，好似已是一条不归路，究竟该如何救药、如何寻得明路呢？
目前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已展开，寻求连任的拜登，由白宫强推“拜登经济学”，虽受到不少的批评，但都落入“政治性攻防”，无法凸显出政府应否主宰拼经济、救经济的根本，有必要寻根探源。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检讨事例，十年前就有明确的检讨出现，很值得重新呈现。那是2012年出版，由爱德华·康诺(Edward Conard)这位企业家写作的《经济复苏的手段，与意外恶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y Everything You have Been Told About the Economy is Wrong?)这本书，于今观之，非但不过时，还更适用，因为作者清楚指出“错误经济观念的灌输是问题所在”，真是一针见血。该书回顾历史上做对的时期之关键因素，接着找出当前的真正问题，最后提出化解之道。
作者是以世界首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二十多年繁荣为例，找出维持这么长期繁荣的主因，亦即，做对了什么？作者认为“生产力的提升”最为关键，而美国靠的是网路的发明，拉大它和其它先进国家的距离，“投资于创新”就是秘诀，必须把稀有资源（指有才干的劳工）从生产当下的消费品，移转到搜寻与执行创新点子上，除了一般大众了解的（有形）人力资本外，将无形资本包括在内的“智慧”资本更重要，作者特别强调“过时的会计方法加上存活者偏误，将创新的投资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掩盖了投资和创新之间的连结，尤其是失败的成本。这会让人误以为创新不需要大量投资，会从规律的业务流程随机产生。”
累积智慧资本提升生产力
所谓的智慧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又可分为基础结构资本（组织运作机制、知识库）和创新资本。作者指出，为什么美国利用网路提高生产力的效果，比欧洲和日本更好？这些国家也都具备相同的科技、拥有教育程度相当的劳工和投资所需的资金，却只有美国创造出谷歌、脸书、微软、英特尔、苹果、思科、推特、亚马逊、eBay、You-Tube等企业，欧洲和日本几乎没有贡献。
答案就是“网路的发明拉大了它和其它先进国的距离”，这是“靠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风险性投资，来找出未经证实的创新；必须靠有才干的员工拿一生一次的珍贵职涯，冒险投入这些努力当中；要靠投资人延迟消费来担保风险。”亦即，企业与经济体把资源从“生产消费品”转到“投资于创新”。美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资讯科技同时提高了最有才干员工的生产力与无形投资的价值。由于劳力重置成本与边际税率较低，让已经很高的投资报酬率更加扩大。这增加了成功的概率，也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没有承担风险就很可能失去地位，提高了他们承担风险的诱因。
勇于承担风险，让一些企业里成了营造出宝贵的人才训练场地，例如微软、谷歌、脸书等公司，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创新之后再强化这些成功。这些企业不但训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大军，也刺激投资人和有才干的创新人才复制、扩大他们的成就。缺少类似成功经验的欧洲和日本在这些新兴机会上被判出局，让他们的投资人与有才干的员工因此蒙受损失。
拼经济是企业的事
作者提出的“创新救经济”，看似稀松平常，其实是将重责大任置于企业而非政府，要企业提升智慧资本、勇于承担风险、终而创新，至于政府的印钞救市、量化宽松，作者认为只会引发通货膨胀，不能增加投资，而政府振兴经济政策更只会留下天文数字的账单，政府大兴公共工程，是举债消费，不是举债投资，政府的社福、健保等所得重分配政策是道德办法，不是经济对策，政府帮助穷人应是投资而不是慈善，应让穷人找回尊严、厚植人力资本。
作者以个人投资和经营企业多年的经验，率直地指出，当前各国的复苏经济手段，往往掺杂了道德因素和利益团体的介入，加上不尽责的公务员（监管机构以及执政者），误信了不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或是见树不见林的经济分析，导致善意却得到恶果。
该书值得地球人阅读，进而形成公民力量，让政府赶紧停止拼经济，尽速回过头来去做“对的事”。
在台湾，成功的本土企业家许文龙更大声说：“政府常常在喊‘拼经济’这句话，完全是在骗百姓的。”他指出，订单、原料、技术都和政府无关，政府要拼什么经济？公司的订单也不是政府替他们争取的，低价的原料也不是政府谈来的，技术也不是政府帮忙研发的，政府能拼什么经济？
许文龙举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为例，当时英国政府只规定你不能犯规而已。有关经济的事，政府一句话都不曾说。“我给你自由，所有人都不能犯法”，就这样，香港经济就自然发展了，大家都想去香港做生意。
许文龙又说，对于经济，政府老是爱讲“辅导”。不过，政府有能力辅导吗？他说：“一个卖肉粽的，是政府教他怎么包肉粽吗？”
许文龙甚至认为，所有的企业，没有一家是靠政府辅导成功的。这些企业人才，也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政府不去“辅导”张忠谋，台湾照样会有现在的发展，因为台湾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官员们为了让人民觉得政府“大有为”，不断灌输人民这种观念，再透过教育跟媒体不断放送。
就因为这样子的“洗脑”，到现在，很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旧时代，以为企业一定是政府去辅导、去培养人才，然后才有的。
在许文龙眼里，政府力拼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几个看起来漂亮的数据背后，往往只会沦于救股市、救房市而已。一般人往往质疑，股市跌、房价落，消费者就会信心不足，企业也不敢投资。
政府拼经济的观念宜彻底清除
但许文龙却认为，“不动产跌一半，正是买房子的好时机，为什么没有人觉得高兴？假如股价这么低，本来买不起的人，刚好可以买啊！这样的声音都没有出来……这些应该高兴的人没在高兴，反而产生不安，觉得自己可能失去工作、调薪的机会降低”。
一直以来，流行的看法是，景气好等于股票涨，股票涨等于好，股票跌就是不好。在许文龙看来，这种逻辑根本忽略了每项产业本身的发展、竞争力和股价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只要碰到股价大跌，政府就得如临大敌，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俨然成了必要的救命丸。许文龙痛斥：“这不是拿多数人的税金、退休金、劳保金来保护少数投资者的利益吗？……台湾股民忘记要自负投资风险的事，整个社会变形，就是政府鼓励出来的。”
许文龙说穿了国王的新衣，他从二十多年前就一再声嘶力竭表示同样的看法，之所以又一再重提，可见问题还在。其实，问题是愈来愈严重，错误的政策变本加厉，全球经济每下愈况，关键就在“印钞救市”愈重愈频，说白了就是凯因斯1930年代提供的“政府创造有效需求”政策，或者“政府能精密调节经济景气”的观念深植人心。政府当局且屡屡化为行动，许文龙以“吃兴奋剂”形容这种政策，已故的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教授则以“酗酒”称之，更有以“毒瘾”来比喻的。
让政府做“对的事”
不过，由于该政策与“权、钱”紧密结合，又有诸多专家学者背书，因此很难说清，也更难去除，必须回归1930年代大恐慌时期凯因斯和海耶克之论辩，或者台湾1980年代初蒋硕杰和王作荣的论战。而未来主人翁的年轻人，更应该好好去接触这些论辩，并作根本性思考，毕竟观念左右人的行为、错误的观念危害甚大，但观念浸淫灌输而生根固然不易，一旦生根再要挖根、刨根更是难上加难。
政府角色的扮演可说是最关键的观念，政府的职责不在于管控经济，应在创造并维护一个公平、公正、安全、和谐的大环境，在国防、治安、法治上戮力，做个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种看法早在1776年经济学诞生时，经济学的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就在其经典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之收入〉中明确表示。
史密斯认为，“依据天赋自由的体系，君主只有三项需肩负的职责。这三项职责的确非常重要……第一项职责是保护社会不受其它独立的社会之暴力迫害与侵犯。第二项职责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中每个分子都不受其他分子的无理干扰或压迫，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体系以维护正义。第三项职责是要建立维护某些公共设施与某些公共机构，这些设施和机构对一个大社会虽然极为有利，然而由于性质特殊，其利润绝不可能作为费用偿还给任何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所以也就不可能期待任何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出资兴建与维护。”
简言之，史密斯认为政府的天职包括国防、司法(或治安)、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等三项。第三项内含四项：交通等方便商务往来的公共设施与机构、青少年教育、全民教育(信仰、宗教与教会)，以及维护君主（国家元首）尊严所需费用。在这六项中，除了国防与元首费用外，史密斯认为最好能“使用者付费”。至于政府收入来源可归为三类：公营事业、赋税和公债。史密斯强烈反对公营事业和公债。
对照250年前史密斯“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政府职责，现代政府实在太辛苦了，承担了太多不该担当的事务。是否该走回传统古典经济学，重拾亚当·史密斯的主张，让政府“做对的事”，而且把“对的事做好”?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