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身在巴黎的昆德拉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昨日与世长辞，享年94岁。昆德拉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等多部小说享负盛名，与剧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并列为战后国际最知名的捷克知识分子，同样见证过1968年苏联坦克辗压捷克，溃败“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事后昆德拉选择流亡，哈维尔选择留下来，他们此前展开的笔战，半个世纪过后依然有启迪。
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进入共产时代，1968年开明派以“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口号上台，推动前所未见的民主化运动，更试图为异见分子平反，但受到苏联与华沙集团军队入侵，最终“布拉格之春”不足一年流产告终。1975年异见作家昆德拉流亡法国，发表多部名著而赢得国际声誉，更成为捷克异见的代言人；哈维尔以异见剧作家身份留在祖国，要么受牢狱之灾，要么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共产政权倒台后，1993年获选为首任捷克总统。
1965年出席维也纳圆桌会议的年轻剧作家哈维尔
昆德拉与哈维尔未为世人认识之前，曾经就抗争遗产与捷克前途公开笔战，但有很长一段时间，非捷克语世界对两位大师的争论茫然不知。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语及文学系研究生 Tim West发表的论文，尝试梳理整场笔战的前因后果，他指出在苏联坦克入城后，政治清算并非即时展开，在政治前景未明下，捷克人仍享有短暂的政治自由，笔战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出现。
为希望还是绝望而战？
1968年12月，昆德拉在文学杂志 Listy发表文章“捷克的命运”（Českýúděl），为苏军入城后不足半年，当时昆德拉39岁，一年前才发表处女作小说“玩笑”（The Joke）崭露头角。他在文章提到，在数个月内，全国出现大规模移民潮迹象，他呼吁国民不要屈从于绝望，必须认清捷克被恶邻包围，民族命运注定崎岖，但捷克人在民主运动没有输掉一切，当中尚留下希望。
对于昆德拉笔下的希望，32岁荒诞剧作家哈维尔似乎耿耿于怀。1969年2月，哈维尔在 Tvář月刊以文章“捷克的命运？”（Českýúděl?）回应，标题已经语带挑衅。他批评昆德拉不敢直视现实的残酷，只管把目光放在过去民主运动的短暂成功，还把当前劣势归咎于古老民族命运，不思考破局的可能。哈维尔在文中强调，现实不存有昆德拉笔下的希望，并呼吁国民不要坐以待毙，应当现在就挺身而出反抗，以防止公民自由受进一步蚕蚀。
昆德拉随之以文章“激进主义与展示主义”（Radikalismus a exhibicionismus）反击，先提出自己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坚持希望所在；继而他指责哈维尔既否定现实有任何希望，又呼吁民众起来反抗，逻辑自相矛盾——既然没有希望，反抗的目的何在？昆德拉质疑，哈维尔的行动罔顾后果与策略，甚至是不求胜利，背后只有两个目的，就是透过证明世界有无法弥补的道德缺陷，以展示作者本人的道德纯洁高尚。他如此写道：
"渴望自我展示的人，不自觉地倾向把形势理解得绝望，因为只有绝望的形势，才能把他从战略思考的责任解放出来，为自我表达和展示清理出一些空间。他不仅认为形势毫无胜算，他（被无可抗拒的戏剧冲突所诱惑）甚至利用自己的行动、他的“冒险行动”以创造绝望的局面⋯⋯更确切的说，他不渴求自己所奋斗的公义胜利；恰恰只有他所捍卫的理想失败，他才获得最大的胜利，因为只有公义荡然无存，其爆炸的光芒才可映照出世间一切苦难，还有他的人格高尚。"
随着政治气候变得恶劣，整场精彩的笔战无疾而终。1970年昆德拉被解雇，他和哈维尔与数百名作家全部被禁言，再不能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以上成为昆德拉在共产时代捷克发表的最后一批文章。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国，取得教席后继续写作，成为我们日后认知的那位昆德拉。
是无权力者的权力？
笔战最难得的遗产，可能是昆德拉提出的课题：既然压迫者如此强大又无法抵抗，公然的反抗既达不到目标，又伤害自身与家人，究竟目的何在？如果抗争注定失败，抗争者主动挑战，又是否纯粹出于展现自身的道德勇气？这是苏联集团统治下，数千万人口都面临的两难处境，但共产阵营绝少有知识分子像昆德拉与哈维尔那样，有机会对此问题展开公开而严肃的争论。
笔战无以为继，但笔战所提出的课题，日后仍反复出现在两人的作品之中。1978年哈维尔剧作“抗议”（Protest）对大多数人选择回避对抗提出质问，剧本中的长篇对话，部分灵感来源相信就是来自与昆德拉的笔战。1985年哈维尔发表“无权力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呼吁国民“向谎言说不”，在某意义上，就是笔战中既有立场的延续。
后来，同样流亡海外的 Listy编辑 Milan Jungmann，在昆德拉发表“捷克的命运”时仍然在职。他声言昆德拉深受文章激起的笔战影响，正是这个原因使他日后回避政治评论，或许亦导致他多番强调，自己的小说没有政治含意，即使在很多文评人眼中，作品的政治内涵呼之欲出。
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在他的小说中，看到这场笔战影子。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曾经的外科医生托马斯（Tomáš）因1968年后发表文章，引起政府不满而失业，最后被分配抹窗工人的岗位。前报纸编辑与托马斯之子前去请求他，为特赦政治犯联署请愿，但托马斯回复说：“可能是高尚的，但肯定是完全没有用的。”爱妻特丽莎（Tereza）成为托马斯决定的最终理由，小说如此写道：
"一切决定只存在唯一的判准：不要做任何会伤害特丽莎的事。托马斯拯救不了政治犯，但他可以带给特丽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