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Laura Lannes
作者：卢坎·阿迈德·韦依（Lucan Ahmad Way）
译者：听桥
对今天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独裁政权来说，2022年并不是一个好年份。
11月，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遭遇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被政府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激怒的全国各地抗议者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吁请习近平下台，结束一人统治。这些抗议活动爆发时，恰逢中国经济正经历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政府的回应是，突然放弃了清零计划（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并任由新冠病毒在人群中迅速扩散。这一政策逆转，以及随后据估计的一百万人死亡，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权的信任。
伊朗甚至遭遇了更重大的挑战。9月，一位名叫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的年轻女子因“不当”佩戴头巾而遭警方羁押，随后在羁押期间身亡，这引发了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目标直指伊朗政权革命身份的内核。一百多个城市的数千名抗议者呼吁处死该国年迈的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终结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自身。当年底，反对派活动人士组织的一场为期三天的大罢工几乎瘫痪了这个国家。这些行动令人回想起1979年伊朗国王垮台之前的那些行动。尽管此后抗议活动逐渐平息，大量伊朗女性仍继续拒绝佩戴头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经历了最糟糕的一年。他的入侵乌克兰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俄罗斯军队被迫放弃夺取基辅的努力，并从早些时候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斩获的阵地撤退。这场战争引发了西方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造成大约二十万俄罗斯人伤亡，这远远超过了1980年代俄罗斯占领阿富汗长达十年间的伤亡人数，并导致数十万公民逃离这个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正急剧下降。几乎是一夜之间，欧洲切断了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莫斯科则被迫放弃了对高加索和中亚邻国施加影响的努力。
如记者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观察到的那样，有十多年，“恶人”正赢得胜利，而在那之后，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开始厌倦独裁。最大恶人中的三人似乎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权力挑战，这在多年来与独裁统治的全球竞争中首度赋予民主以优势。但独裁权力受到的威胁没有许多人期待的那么大:尤其是这三个独裁政权，它们拥有隐蔽的韧性源头，那深深根植于它们革命的过去。革命的源头——以俄罗斯为例，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不灭的遗产——帮助三国政府挺过了经济衰退、政策灾难和民众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并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加固它们。
任何有效的反击战略都要求理解它们的真正本性和韧性的独特来源。
更多的敌人，更多的团结
当代最持久的独裁政权诞生于社会革命。
与传统的夺权不同，当受到大众动员支持的活动人士夺取控制权，试图改造国家，以彻底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取消私有财产或强加宗教统治之时，社会革命就发生了。尽管这样的革命极其罕见，自1900年以来只有二十次，但它们形成的革命的独裁政权极大影响到世界政治:革命的独裁政权激发了冷战、越南战争、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中国的崛起。如今，这样的政府及其继任者——这份名单不只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还包括阿富汗、古巴、厄立特里亚、卢旺达和越南——对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构成了某种最严峻的挑战。
这些政权的生命力往往远比它们的非革命同道持久。这一持久性源自它们巩固权力的独特方式。许多独裁者掌权后即设法壮大民众支持并获得国际上的合法性，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政权的领袖疏远本国大批民众，并与邻国和世界强国为敌。
布尔什维克试图向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竭力消灭资产阶级，恐吓贵族，攫取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们的宅邸转交给前仆人。1917年，大约五十名上层阶级的俄罗斯军事干部被五花大绑，带到一家工厂，扔进了鼓风炉。同样，在中国，毛泽东夺权斗争期间的著名宣言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还鼓励农民羞辱和摧毁旧的地主阶级。在伊朗，最高领导人霍梅尼推行了严格限制女性着装的规范，支持扣押美国人质，处决数千名反对者，并呼吁在整个波斯湾发动伊斯兰革命。
初看起来，这些举动显得毫无理智可言。对强大利益的侵害几乎总是引发摧毁新生革命政权的暴力冲突。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侵害帮助引发了致命的内战;在伊朗和越南，它们造成了血腥的外部战争。在一些国家，如1970年代末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此类冲突将开启冲突的革命政权涤荡殆尽。但没有摧毁这些政权的东西使它们更加强大了。对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政权来说，残酷的权力斗争使它们的持久是独一无二的。持续存在的威胁团结了那些政权的精英。暴力冲突还涤荡了包括其他政党和教会在内的其他权力中心，确保了未来多年反对力量的孱弱。
这些早期的冲突还迫使那些政权打造新的强大安全部队，如伊朗的革命卫队和俄罗斯的契卡(后称为克格勃)，用来镇压所有反对派。革命政府既已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而非继承已有军队，它们就可以将支持政权的间谍和军官安插到军队中，这使得士兵和他们的上级发动政变难上加难。
最后，因为内战往往摧毁了既有的经济结构，它们也就为威权政府创造了深入渗透经济的机会：令独裁者得以推动经济发展，而没有沦为强大独立力量的牺牲品。那些独立力量在其他国家促进了民主。
中国迈向安全的长征
从一个角度看，在中国，威权主义韧性的源头似乎显而易见。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43倍以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令中国家庭有机会消费仅仅在几十年前尚无法想象的商品。尽管最近在新冠疫情应对方面出现失误，增长也放缓了，许多中国公民仍有明确理由支持这个一党制国家。
但如此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就无法完备解释这个政权的持久性。一方面，中国非同寻常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更早些时候成功统一了这个国家。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一个接近当代阿富汗的脆弱不堪、支离破碎的政权。中央政府几乎没有触及绝大部分领土，国家的很大部分地区处在你争我抢的军阀、帝国主义势力、犯罪团伙和秘密社团的控制下。在可能成为经济和军事强国之前，中国首先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
其次，对竭力维持严格威权控制的独裁者来说，在中国见证的炫目经济发展可以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快速增长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的支持，但也能播下民主的种子。经济发展往往推动独立的商业、社会和政治权力来源的兴起，进而威胁独裁者，这使得领导人更难以垄断控制。今天，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几乎不存在独裁统治。不考虑那些利用自然资源获得收入的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同时没有发生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变革），2022年，在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的54个国家中，仅有三个没有被“自由之家”列为“自由”国家。(这三个例外是竞争性威权国家匈牙利，以及文莱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型国家。)
对共产党领导层而言，这一模式看上去或许意味着麻烦。中国的经济发展令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诸多声名显赫的商业领袖，进而有可能形成其他可以催生强烈政治变革诉求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在临近的韩国和台湾，1980和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推动了那里的民主过渡。观察人士很久以来就预言，中国的经济扩张同样会带来民主。
但中国政权的暴力社会革命源头令其得以克服国家失败的历史和经济变革的不经意后果。共产党在1927至1949年间漫长而暴力的夺权斗争固然成就了一个对快速增长而言必不可少的统一国家，但也确保了经济发展不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当毛泽东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时，他坚持将夺权斗争与激进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在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后不久，党就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场改革涤荡了长期以来削弱国家的根深蒂固的精英和地方团体。这些举措，加上战争的破坏，允许共产党渗透到以前绝少受到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虽然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在毛泽东统治下会经历创伤性的动荡，但革命斗争期间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为中国自1990年代起最终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创造了条件。
此外，中国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清除了执政党的其他选择，为全能主义统治扫清了道路。党现在渗透到包括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在内的中国社会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亲政府机构的无所不在使得独立力量很难组织起来。部分结果是，经济增长未能像在韩国和台湾那样强化独立的民主力量。尽管坐拥财富，中国却有世界上最孱弱的公民社会之一。于是，在出现抗议的罕见情形下(比如，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和2022年11月的反新冠清零政策抗议活动那种)，这方面的努力就因组织混乱和缺乏协调而受到妨碍。
尽管没有一个威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但中国或许依旧是全球最持久的独裁国家，能够承受民众的强烈不满和经济动荡。
韧性和混乱
伊朗革命领导人1979年夺取政权后，展开了矛头指向世界的战争。他们立即实施了教权统治，几乎使该国陷入一场打击反教权的左派叛乱分子的内战。如此动荡局面鼓动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实施入侵，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残酷两伊战争。同时，政府妖魔化了美国和苏联，成了该地区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这些斗争最终巩固了政权。
最重要的是，打击伊拉克和左翼叛乱分子的作战，将霍梅尼组建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从一群缺乏训练、装备落后、散兵游勇式的街头武装分子，改造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部队之一，这支部队拥有大约十五万士兵，遍布整个国家。这些冲突还强化了伊斯兰武装力量动员队，这一民兵组织成立于1979年，旨在捍卫革命，反击国内外敌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主要从农村地区极度信仰宗教的贫穷家庭中招募。如同任何宗教的狂热信徒那样，许多人相信他们的事业值得任何形式的牺牲和暴力。（伊斯兰武装力量动员队，波斯文缩写为Basij，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