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1989年天安门广场冲突的调停人和对话者阎明复先生去世。藉纪念之际，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其中，阎明复先生参与的与学生对话的过程特别令人感兴趣。
那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整个对话过程，可以说是一场试图用社会协商对话解决社会冲突的大规模实验。这场实验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对话是学生首先提出来的。起因是《人民日报》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学生们为胡耀邦鸣不平、要求重新评价他是非功过的纪念活动和一些改革建议，定性为“动乱”，并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学生们对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刻意的抹黑极为不满，遂要求与政府公开对话，希望政府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学生们的对话要求无疑是践行自己的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是负责任的，是合理的。
第二，学生提出的对话要求得到党内改革派的积极回应。赵紫阳5月4日说，中国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这是与4.26社论完全不同的声音。赵还派中共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与学生对话，肯定他们的初衷，听取他们的要求，希望学生停止绝食、撤出广场，回到校园去。这些对话发生在统战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等不同场合。阎明复很真诚地对学生们说，你们的要求，中央一直在认真考虑，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中央政治局早就作了决议，决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账。希望同学们尽快回到校园里去，养好身体，好好读书。
第三，阎明复参与的对话在5月中旬的短短几天之内，形成了多边参与，多层次构成的声势浩大的态势。阎明复说，我们同民主党派、非党人士已经建立了对话制度，与同学们还没有建立起经常性的对话渠道。希望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从今后，我们要把多层次的对话渠道广泛地建立起来。后来知名学者专家教授，如严家其、包遵信、戴晴、苏晓康等也加入了与学生对话的行列。比如，在学生与政府形成僵局后，时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王军涛先生就是应阎明复之邀，参与和学生对话的行列。
有意思的是，早在89民运前，中共改革派就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即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这是赵紫阳的深思熟虑的、一再坚持的主张，其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这些准备工作还包括，一系列关于社会协商、民主对话的相关讨论和专题研究出台。198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文章作者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评论员吴国光先生，赵紫阳秘书鲍彤做了修改。此外，由鲍彤担纲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起草一个题为“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在此前后，政改研究室也连续召开内部讨论会，对社会协商对话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由此可见，赵紫阳的政改人马何等重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对促进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作用。但谁也料不到的是，当89民运突然席卷而来，早在1987年就已产生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构想和相关的理论准备，显的那么仓促、苍白与单薄。
无论如何，89民运是一个大规模的、多阶层参与的、有理论准备的、践行民主权利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实验。它是一场伟大的实验。本来有机会成功，最后却终结于一场大屠杀。
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