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批本应前赴纽约校址的纽约大学中国学生，因疫情而滞留上海校舍。
十年前，美国老牌学府杜克大学在中国昆山市开设校区，当时美国学界正值一股中国分校热。然而去年11月一次教职员会议上，杜克大学校长 Vincent Price一方面表示自己为昆山杜克大学感到骄傲，很高兴能帮到一些希望前往美国的学生，但另一方面指领导层考虑是否在2027年约满后继续与武汉大学合作时，必须要“明确看待”各种问题，例如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以及 COVID-19期间的校园管理问题。
庞大投资，骑虎难下？
杜克大学的处境绝非孤例，美国高等教育界普遍认为在中国营运分校的挑战日增。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名誉主任 Philip Altbach向媒体 Inside Higher Education表示，对于美国学府在华分校长远能否持续感到悲观，但这些大学已付出钜额投资，令管理层难以放弃。即使当地学术自由持续收紧、地缘政治问题日益恶化，而且经济下行幅度相当大，可是像上海纽约大学般已营运超过十年，大手笔投资校园，管理层又能怎么做？
1986年，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所美国大学分校。千禧年代初分校模式在全球各地蓬勃发展，美国的大学也更积极与中国扩大合作。2006年，新泽西州联合市肯恩大学迎来一位特别访客——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习近平与时任肯恩大学校长 Dawood Farahi签署协议，建立首个美国公立大学的中国校区。六年后，当习近平初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温州肯恩大学在上海的一个小型卫星城市正式开学。
当年习近平访问新泽西州，是共产党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当时 中共领导人致力促进与美国交流，而美国于2000年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常化后，地缘政治局势明显缓和，文化交流蓬勃，在美中国留学生数目迅速增长，许多大学领导层视中国为海外发展的目的地。根据 Global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数据，现时有59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营运校区项目，数字冠绝全球，不少项目属于提供特定课程的“微型校区”，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合作项目。
实际上，是学术界麦当劳？
2011年，建设中的昆山杜克大学；学校由杜克大学在昆山市人民政府支持下，与武汉大学合作创办。
这些校区项目不完全是“分校”（branch campus），因为中国法律要求任何外国学术机构进入中国必须与国内机构合作，如东华师范大学与上海纽约大学、武汉大学与昆山杜克大学等。中国机构通常提供新校园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并且会任命管理人员，而且往往是中共官员，以协助美方共同管理项目。于是，这些项目会出现一些“地下治理结构”（subterranean governing structure），很多时涉及中共官员、地方官员，他们未必会与外国学术机构分享文件。
有前温州肯恩大学讲师向 Inside Higher Education形容，两地学府的合作关系几乎就像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知识产权是美国的，课程大纲、教科书以及许多教授也都是美国的，但实际执行却是中国制造。不过肯恩大学副校长 Karen Smith表示，该大学对温州肯恩大学有完整的学术控制权，会致力确保教职员学术自由不受挑战。Altbach亦形容美国学府原则上不通行特许经营模式，但实际上其实很普遍。
他指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未必会完全把教育规划的控制权特许出去，因为公关风险太高，但很多知名度稍逊的西方学术机构都有类似安排。美国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十分多样，增加监督上的挑战，尤其是一些微型校园合作伙伴计划。有些大学为了追求盈利而变得腐败，提供美国学位，却未能确保相应质量和坚守学术自由原则。不过他认为在当下，美国学府在中国投资实体计划已不再是明智举动，成本风险实在太高。
在战狼牙缝间进出
习近平对中美交流的看法，早与他2006年访问肯恩大学时截然不同，而这种变化只会加速。今年7月1日，中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被视为以法律形式确立习近平主导的“战狼外交”。同月，美国国务院发出旅行警告，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行程。外交关系恶化、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对学术间谍的猜疑、更严格的审查以及中国的反西方宣传，都对两国之间的学术合作关系构成威胁。
当然，有人辞官归故里，亦有人漏夜赶科场。2020年正值中美贸易战与中国封城之际，全球顶尖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开设天津茱莉亚学院；2022年波特兰州立大学与南京邮电大学开启南京邮电大学波特兰学院。然而，一位匿名前温州肯恩大学讲师向 Inside Higher Education指，自己两年前离开中国时，已经历一年疫情，及后再未回去。许多人有同样经历，要么尝试远程教学要么解约。最近这位讲师再被邀请回巢，但他表示自己再也受不了，无法再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