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文化控制方法最好从历史方面去理解，这套方法在延安时期已经定下基本模式。（维基百科）
建国初期开展的控制方法
中共的文化控制方法最好从历史方面去理解。这套方法在延安时期已经定下基本模式；待中共政权取得合法地位及大量资源和人手之后，这套模式随即发展成有全面策略和清晰规条的控制系统。共产党在1950年代初以迅速有力的行动稳定政局，靠的是一方面铲除地主及实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大规模动员群众，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及五反运动。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新政权更加紧巩固统一的步伐。中共党国透过抗美援朝的全国抗争，把影响力扩展至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中共的领导人受到苏联的启发，加上从延安经验所得，都明白在重建战后社会时，文化范畴至为重要（同时也易招危险），不容放任不管。他们相信要马上透过文化手段去培育新一代人。毛泽东在他的“延安讲话”中提到“文化的军队”，不仅要“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更要改变全国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积极拥护者。
建国初期基本政策和必要程序的制定，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权、制度化及高压手段。在文化方面，共产党关闭国民党报社，开办自己的官方传媒机构，关闭怀疑与外国有联系的教堂，逮捕民间教派中被视为颠覆政权的人士，安排大规模汉族迁徙至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兴建博物馆展示共产党各方面的成就。这种种文化控制政策随着年月会有所改变，但很多仍然适用于今天，尤其是在新闻和书籍审查方面。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国后，深信必须全面控制文化方能巩固政权，因而创造出一套环环相扣的“红色文化”管控系统。（《染红中国》书封／联经出版提供）
组织
中共根据列宁路线，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架构以取得政治控制。它的组织极为严紧，与国民党的分帮结派大为不同；结果是毛泽东和党高层能有效地向下发号施令。
严密的组织是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官僚体制来配合。像苏联一样，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实权，靠的是建立一支忠心耿耿的官僚队伍，使他们依循一套严格的规律行事；这套规律包括政治忠诚、中央监督、职责明确画分、统一指挥系统，还有绝对保密。以书籍出版为例，三层的控制架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出版总署和北京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对出版物实施多层审查，并要确保每一环节都依循已订下的程序执行。这种由头到尾都结构严紧的程序，是由书稿送审开始，经过编辑、印刷，再到最后的书店发行，一切都顺序施行，环环相扣。出版总署和新闻出版处要确保没有不良刊物流入公开市场，以及获准出版的书刊会有助宣传社会主义事业。在地区层面，三层架构即文化馆、文化站和农村俱乐部也是依循相同的协调和控制原则。这样多层党组织的发展，是威权主义国家最令人畏惧的成就。
但着重组织也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政令与控制来自多个官方层面，互相重叠，会造成执行时的混乱，并令到不同层级出现矛盾。就文化馆而言，它们多半是仓促成立，特别是在农村。其他运作失效的原因可归咎于领导不力、资源缺乏、上级指示不清和人手不足。
再怎么严密的组织，都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挑战而削弱其运作能力。在1950年代，持续的政治不稳是其中一个因素。官员时常担心自己的职位不保或政治前途受阻，因为他们的忠诚度要经过上级的不断评估。毛泽东的“团结自己”指的不仅是团结思想，也是肃清被认为不可靠的党员。反革命的威胁一日存在，躲在暗里或党内的特务、敌人和反动势力一日都不能轻易放过。自延安时期起整风运动成了常规，在建国初期更越演越烈，持续筛查都说成是“清理”行动。北京市长彭真在1951年就警告：“为什么现在要清理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的队伍很复杂。”02要防止阶级敌人的渗透，就必须不断铲除可疑的党员。《北京日报》便是一个实例，它连续解雇多批员工，指控他们隐瞒了地主或国民党的背景。这样的解雇引起了恐慌。随后，更糟的还有1960年代因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令政治路线不断改变，下层官员个人的前途越来越朝不保夕。
尽管有这些问题，这个从上而下的党组织确实建立了一个有纪律和程序的高效能系统。纪律和程序是强大组织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1949年以后建成的文化馆，确实比它的前身，也就是协调不足、经费不够的国民党的民众教育馆有效得多。
审查制度
不论是以往或现在，审查制度都是共产党另一厉害武器。审查制度象征了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显示了政治控制与自由创作之间的角力。最终，却只余下威权主义国家伸展其无限权力，管制国民什么可以看和写，什么不可以。审查制度也是政府垄断大众传播的主要手段。列宁视审查为必要的武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他马上查封资产阶级的报章。他说：“要容忍这些报章，倒不如不做社会主义分子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占领的东德，当局发觉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政府机关去审查东德人民的言论著作，因此必须仓促成立一个审查部门。中国共产党的审查始于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它规定知识分子与艺术工作者在共党控制的边区必须跟随群众路线走。1949年1月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文化接管委员会，在文管会的推动下，这个审查政策变得更有制度和更合法。
共产党接管印刷业（包括书籍和期刊）、其他媒体及大学机构之速度是惊人的。文管会废除由来已久的文化规范，用新的准则替代。例如，1949年4月在北平学习的美国傅尔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卜德（Derk Bodde），在日记中写下他对共产党早期的“思想控制”的观察：
在艺术方面，文化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禁止了57出属于传统剧目的演出。有23出是迷信的；14出是淫荡的；4出贬低国家尊严因为过分突出外敌的侵略（如匈奴和蒙古人入侵）；4出一味迎合“奴化道德”；5出拥护封建吃人礼教；7出“极之乏味”或缺乏明确的剧情。
到了1949年中，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还有几个月，北平军管会宣称占领工作极为成功。随后审查情况持续不减，甚至变本加厉。例如出版和传媒界几乎铲除了非共产党的刊物，尤其是涉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等敏感议题。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处，审查员极为仔细地检查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书籍，决定书籍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只要是拥护新政权的作品，就很容易获得通过。1953年，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民族出版社成立并印制宣扬民族和谐团结的书籍。稍后用来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民族文化宫，其建造也是用来表达同样的主题。
中共根据列宁路线，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架构以取得政治控制，毛泽东和党高层且能有效地向下发号施令。（维基百科）
毛泽东时代的审查制度是个复杂的程序，它不仅限制大众舆论的表达或禁止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就如大家已看到的一样，它也令审查员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审查员急切要订立一连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经常变更的规条，以协助他们的工作并为自己的审查裁决护航；而作者则要谨言慎行，小心游走于各种规条中，好让作品能获准通过出版。审查员的职业生涯在1950年代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某人失职，没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颠覆用意，后果会很严重。又如第二章讨论过的，《北京日报》的编辑和作者不论愿意与否，后来都被卷入共党领导层关于社会主义路线的内讧里，导致报社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审查中。
时至今日，中共继续严厉执行各种审查。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的共产国家，禁止持异见的印刷和电子媒体的资讯流通，北朝鲜和越南也这样做。但经常被忽视的是很多非共产国家的新闻自由也受到攻击。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西方式的自由报刊确实存在，但都是被政府紧紧监视。在这些国家，一队队审查员像例行公事般删除批评当局的文章，而且正如一位新闻学者指出的：“只需把立法和集中所有权这两事巧妙地结合起来，便能确保传媒持续受到控制。”但中国与别不同之处，就是政府在文艺方面的干预超出了报章、书籍和电视的范围；它伸展到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包括宗教、公园和博物馆。共产党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说是铺天盖地，没有遗漏。在世界上二十个最大的经济体里，中国是唯一在宪法上奉行一党专政的国家。当共产党挥动几乎无限的权力大棒时，它的权威几乎是无远弗届的。
※本文摘自《染红中国：中共建国初期的控制政治》／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荣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