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管制和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变本加厉，即使镇压对象身在海外也不放过。镇压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威胁异议人士在中国境内的家人，迫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放弃反对立场。
2023年5月，美国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关注 中共当局针对海外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跨国镇压的问题。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施加压力并企图控制海外华人和流亡少数民族社区成员，其程度超过任何国家。
其中，中共最常见的跨国镇压手法就是威胁海外异议人士在中国的家人，以此作为要挟，逼迫异议人士停止对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的批评。
如今生活在美国加州的陶哥就是最近受到要挟的一位异议人士。他开设的YouTube频道栏目和X（先前叫推特）网名均为“墙国反贼”。
陶哥出生于中国山西，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陶哥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曾经回中国工作和生活，后来在2020年正式定居美国，目前就职于加州某跨国公司。
美国之音记者就陶哥最近的经历对他进行了采访，记录如下。
问：你是如何变成一名“反贼”的？
答：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很听话，很循规蹈矩，学校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我从小就有“反心”，或者用中国古代的话说叫“反骨”吧。从比较小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我们接受的政治啊，跟共产党相关的教育啊，很多都是谎言。这个教育跟生活常识和其他方面的教育都是有冲突的。在大陆，初中大家都要学一门课：政治。我感觉这个政治课跟共产党相关的内容特别“过”，全是在舔共。我那时候就觉得挺可笑。那时候也必须硬着头皮学，因为中考是要考政治的，这是必修，没有选择。但是我当时觉得蛮可笑的嘛，怎么会有一个党，怎么会有一个政府，它所有的时候都是伟光正的，伟大光荣正确这对反贼来说是一种讽刺。共产党在他的洗脑教育上、在他的教科书上真这么写，所以我觉得可笑。
从高中开始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那时候还都不是现在的智能机，就是诺基亚那种普通按键手机。但是那时候已经有流量，可以去上网。那时候内网还可以查到很多东西。比方说我第一次在百度上搜六四事件，当时可以搜到很多很多的资料。所以这个丰富了我自己的资料库。我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历史，包括像文革、大跃进、六四。文革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会讲，但是讲得很敷衍潦草。我可以看到更黑暗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相当于构建了我的心路历程吧。
从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贼”，和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上大学第一年正好是习近平上台那一年。从我大学那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是每况愈下，形势越来越差，越来越严峻。那个时候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出来的。所以这个背景下我也做了离开中国的准备。
我大学毕业，然后来美国，然后又回国，然后又来美国。那时候我知道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收紧，知道我在中国随便说什么话，就可能会给自己惹上麻烦，所以我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推特上一些比较有名的推主，他们都是叫“微博难民”、“网易难民”、还有“知乎难民”，他们很多都是在国内的平台被封号，受不了才来的推特。我其实不是任何平台的难民，我在这些平台上甚至连号都没有。我在高中大学的反贼程度已经跟现在一样。但是我知道我在中国发声说话会有什么后果：可能会被边控，可能会被抓，可能会来不了美国。所以那时候我保持一个很克制的闭嘴状态。
问：来了美国之后是怎样变成了公开的“反贼”？
答：那时候我已经当了至少十几年的反贼了，我希望可以做点事情。所以我在2020年12月开通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然后在2021年2月开通了推特账号。然后就持续发声一直到现在。YouTube我没有一直在更新，推特我一直在用，也一直在发声。
我在2021年有几个月没有工作，没别的事情可做，那时候我相当于是一个全职频道主。那时候平均两三天更新一期视频。风格就是时事政治，但是我希望是通过这个讲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比如当时有个卡车司机因为北斗定位系统自杀了。我当时做了上下两期视频，讲中国卡车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然后他们受到这种恶政的剥削，不合理政策的管束和压迫，有多么惨，多么的不堪，最后导致这个卡车司机自杀。不光是讲一下新闻，我希望做一些有深度的分析。这个蛮累的，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做，从找资料，写稿，录视频，剪辑，做字幕最后上传，那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做视频。所以那时候全职更新了三个月的时间。
后来我有了工作，那时候偶尔还做一下视频。工作期间做了六四相关的上下两期的视频，那个真的是做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历史嘛，所以查了特别多的资料。然后要做取舍，哪些要讲哪些不要讲。那期间我还做了一期跟编程随想相关的视频。2021年大家都知道编程随想这个人，知道他出事了，但是对于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直到今年，大家才知道编程随想的真名叫阮晓寰，才知道阮晓寰有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几乎就没有太更新了。偶尔比方说我有演讲视频啊，大使馆门口抗议啊，我会上传到YouTube，但是没有再真正做过视频。
如果我还是去做YouTube的话呢，我希望我的定位是一个真的对中国有深入分析的一个频道主。但是你真的做时政分析其实也没有太多人愿意看，这是一个挺失落的地方吧。加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忙，所以没有继续再做这个事情。
问：中国的警察是如何找到你和你家人的？他们提了什么要求？
答：其实我曾经想，如果警察来找我，我可以录一个视频然后把它发出来。但是我感觉中国的警察可能吸取了一些以前的教训。前几年澳大利亚有个女生叫Zoo的，当时有警察去她家，跟她视频。她把那段录下来发到了媒体。我猜测中国警察可能吸取这个教训了，他们就不太会跟当事人这么联络。
我家人第一次被找是在今年3月。其实蛮奇怪的，3月份我已经是个特别不活跃的状态了。我的YouTube很久没有更新，推特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可能有时候一周都不更新。大概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家人突然被找了。我猜测是可能去年11月底白纸运动期间，我有到中国驻旧金山大使馆抗议。之前我的活动都是线上的，都是在YouTube和推特上，可能那时候没有受到关注。
第一次受到关注可能是因为去使馆抗议。虽然我当时戴着口罩，可是他们找到我的身份也比较容易。而且我去演讲的时候也说了我是频道主“墙国反贼”。他们回去一搜，其实找到我蛮容易的。我猜测是因为这个，有几个月的调查期也正常。
所以那时候他们找到我的家人。然后我家人找到我，说你是不是在外网说了些东西，你把那些东西都删掉。那时候因为我有别的事情，我也没把这个当回事。我就跟家人说这个账号不是我，有人在冒充我。我就这么搪塞回去了。之后我老家有公安局的人直接来加我微信来找我。
他们的逻辑是，你说“墙国反贼”不是你，请你提供你私人的推特和YouTube账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义务提供这些东西。YouTube和推特在中国都是不能用的，我在美国，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这些东西。然后警察就有点恼羞成怒。他说你是中国公民，你要是美国公民我管你呢。然后就把我微信删了，也不想跟我聊了。我想就算了，我也懒得搭理他们。所以这是第一次我家人被找，我也没当回事。他们把我微信删了，也没聊出什么结果来。我也没在推特上公开这个事情。
第二次就原因比较明确了。“摄徒日记”的频道主八炯，他六七月份在美国。他六月底来了我这里，跟我做了一期视频。那个视频大概有四十万的点击率。隔了两天后，八炯和另外一个YouTube频道主在中国驻旧金山使馆门口拍了一系列的视频。我当时没有参与拍摄视频，不过有拍照片。拍完照片之后我放在自己的推特上了。有小粉红把我推特的照片截图放在了微博上。微博有些大V粉红转发，所以这个事情搞得比较大。
所以这之后我家人第二次、第三次被找。第二次大概在7月中旬左右。第三次可能在7月下旬。这次情况听起来情况比较严重。警察跟我家人说，现在有图片、有视频为证，这个东西你抵赖不了。其实我也没真想抵赖，一开始就是想敷衍他们。第二点他们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我家人就会被边控。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以后想因私出国就比较难了。这相当于警察给我家人的一个威胁。
他们可能知道我是死硬分子，不可能屈服。他们也拿我没有什么办法。然后我也肯定不会回去了，不会回到中国。他们都是去找我家人，通过对我家人施压要求我闭嘴。他们也没什么具体要求，我个人猜测就是他们希望我删掉推特和YouTube账号。
问：那你有没有担心他们到美国来骚扰你？彻底不能回国不觉得后悔？担心家人吗？
答：我看到在欧洲的苏雨桐还有王靖渝，他们收到了更夸张的威胁。比如说以他们的名字订酒店，然后号称有炸弹，让他们惹上麻烦。目前在美国，我还没看到这么做的，我个人猜测因为美国政府和警察对这种行为容忍度更低。像美国前一段时间不是抓到过中国在海外的110嘛。
我觉得我家人还会受到更多的骚扰，但是也无所谓了。首先我跟他们其实事实上已经断绝关系了。因为也不见面，他们也不会过来美国找我，我也不会回国去看他们。经济上我们也没有任何来往，我是自给自足的。我跟他们是事实断联的程度。所以我也不在乎了。
我现在做的事情既符合美国的宪法，也符合中国的宪法。我没有做任何违背中国宪法的事情。我做事情也符合自己的良心，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都是坐得端行得正。所以他们对我家人做任何事情我都绝对不会屈服。我不会在乎，也不会改变。
我没有任何遗憾了。其实我2020年那次来就没打算再回去。假如我现在还是个没人关注的人，只是个内心的反贼，还可以回去，我都不会再回去了。中国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是朝着一个越来越糟的方向在走。我觉得再过几年，假如我可以回去，我都不会再回去了。
现在既然走到这一步我就更无所谓了。正好，我也不会花这个时间、精力、钱想着回国的事情。我可以在美国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