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媒体一再声称洪水系特大暴雨所致，除了上面涿州外，其他地方政府也间接承认了掘堤泄洪的事实。比如霸州市政府在8月5日《致广大乡亲们的一封信》中，肯定了乡亲们主动撤离蓄滞洪区的牺牲并承诺赔偿，就是间接承认掘堤泄洪。1920鉴于涿州政府未经通知即掘堤泄洪导致惨重损失，高碑店居民在值夜守堤过程中发现政府指使人准备在8月6日凌晨私自决堤泄洪，在被民众成功阻止后，掘堤者悻悻离去。21
洪灾应急管理工作一塌糊涂，地方政府失德、失职，恐怕也是中央不便派代表来重灾区视察的重要原因。如果总理或副总理来勘灾，在紧急情况下为保雄安，应急手段不见得会好很多。
由于中央对京津冀洪灾进行了低调处理，中国各大官媒和党媒纷纷噤声，只在角角落落遮遮掩掩地报告救灾情况，对于损失和可能造成损失的原因，故意避重就轻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根据反事实假设，假如中国各大媒体像往年一样大面积报道灾情，其舆论发酵效应恐怕不可估量。鉴于中国党媒、官媒通常会在重大事件上统一口径，其宣传口径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1.侧重关注救灾过程和受灾情况；2.侧重追究泄洪责任和质疑暴雨致洪原因所在；3.塑造灾害叙事（宣扬正能量、塑造悲情）；4.倡导募捐。第1、3、4种宣传口径都可能导向第2种，而第2种则是当局竭力避免的。即便要追究责任，也只能拿地方官员当替罪羊；但是在中央政府看来，只要不违背中央旨意并且不存在严重渎职，严惩官员毫无必要。再则，中央也不见得愿意将习近平重要政绩之一，"海绵城市"雨洪管理系统——它的失效跟北京暴雨致洪有直接关系——暴露在舆论风向下。
如果涉及灾害赔偿和救灾补贴，在财政捉襟见肘的当下，恐怕是当局颇不愿面对的敏感话题。2008年汶川地震，中央政府曾往灾区拨款发放生活救助金约417.94亿元人民币，用于灾区922.44万人临时生活补贴。22截止今年8月6日，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已累计向京津冀洪灾区和黑龙江、吉林等地下拨防汛救灾款项5.2亿元人民币，其中并不包含救灾生活补贴，也不涉及赔偿。23且不论拨款金额微小到远不足以弥补灾害损失，尽管泄洪责任在于政府，但政府竟然不承担赔偿和救助补贴。
我们看见，至少从2020年到2023年的重大灾害中，中国党媒、官媒确有降调处理的倾向（武汉肺炎除外）。与此同时，常被中国网友嘲笑的一点是，中国媒体对美国俄亥俄州列车脱轨引发危险化学品泄露进行滚动报道的强度，比内蒙古矿难和江西化工厂爆炸的关注度还要高（北京高层同样没有派代表前往视察）。从另一方面来看，不排除中国的官方喉舌和宣传机构有意淡化处理本国近年频繁的灾害和事故。
4.维稳逻辑：不断丧失民心
京津冀洪灾，尤其涿州和霸州等地重灾区，暴露出中国在灾害应急管理上的严重缺陷。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说，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挡洪，但中共却不曾为涿州辟划抗洪演练，这是习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此外，汛期应加强堤防巡逻工作，这一块也是缺失的。不仅如此，作为蓄滞洪区的涿州，缺乏抗洪经验，组织人员撤离失序，都与政府失职有直接关系。24
不仅如此，河北洪灾再次出现了2021年郑州水灾离奇的一幕，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都在灾情最紧急关头，全部神隐起来。与此相对，吉林舒兰市常务副市长与两名官员及一名水利工程师在督导前线抗洪抢险时因公殉职。故不排除河北地方官员确有怯逃可能性，但是在洪灾爆发几天后仍不露面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中国社会的受欢迎程度恐怕并不像宣传那样高。尤其在对比江泽民与胡锦涛班底之后，灾民对救灾不力和推卸责任引起的民怨和民愤，也会是不可控因素。另外，网络舆情监控收紧、言论审查严酷和高强度维稳工作，恰恰从一定侧面说明习近平时代不得不面对民心丧失、民怨激增的情况。尽管习近平也在事后视察灾区，提前布置的安保工作和安插的眼线，可以尽最大可能保证不穿帮，但是换成灾区面对情绪激动的灾民，领袖的面子恐怕得不到保障。
尽管没有法律规定领导人要第一时间亲临前线坐镇指挥，以稳定民心，但是习近平政府选择了一条隔离政府与民心的道路。这条路既是公信力崩盘造成的，也是高压维稳工作所致。作为极权主义政府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像民主国家领导人那样需要民心和民意，宣传机器和维稳机器可以帮他达到同样的目的，只是这个执政成本未免太高一些。
8月4日，霸州民众在当地政府大楼外面聚集，打红色条幅抗议"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结果却遭到一群黑衣人手持镇暴盾牌殴打。258月9日，高碑店新城村村民前往政府反映问题，也遭到特警殴打。26在中国政府眼中，灾民反映意见跟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一个性质，都属于维稳镇压对象。
中国2020年以公共安全支出为名的维稳经费达2100亿美元，不但10年内成长超过1倍，且高出同年军费的7%。27在庞大的维稳开支压力下掩藏的，既有用暴力手段解决民意问题的政治逻辑，也有中央不再讨好民意的决心。在胡锦涛政府期间，执政合法性建设曾经是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其政策热度远高于习近平执政以来。现在执政合法性已不再是政府公文和党媒、官媒讨论的热点，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中央政府也有"躺平"迹象。执政合法性危机已经到了严重阶段，政治改革受阻，中央政府转而寻求通过维稳手段加强政权安全。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上，反复强调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28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的问题，已经超出执政合法性范畴，而升级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