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走访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会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着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
编后语：本文原为作者质疑舒云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写的文章，题为《从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说起》。因读者不太熟悉书中内容，经作者同意，从中截取了作者写林彪传的艰辛历程的部分。——编者
2013年第3期《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