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是“经济学之父”，《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最早的经济学教本，但当代经济学是否遵循《原富》？首先，必须问：“什么是经济学？”
何谓“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各种教科书或有不同的定义。最常见的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有限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运用(的学问)。这个定义其实与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并不同。此定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定义，关心的重心是所谓资源配置问题。所谓资源配置问题，是在给定生产力和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研究各种产品的相对(交换)比例如何在市场上决定，以亚当．史密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重点却不是资源配置问题。他们关心资源稀缺程度如何可以被人类的经济活动所减少，或国民如何得以富起来。其实当代中国人更关心古典经济学家注重的‘国富’(国民的财富)问题。”
这是二○○四年七月七日去世的华裔经济学者杨小凯(一九四八—二○○四)教授，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开头的一段文字。杨教授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后来负笈美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变的时刻，他之所以本能的关切“国民或国家如何得以富起来”，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如果要说明亚当．史密斯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思路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则杨教授要读者注意“资源是(天命)给定的？抑是(人事)可变的？”这种区分对照，也许只有误导的作用。事实上，杨教授本人，和当代许多经济学者一样，受限于“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科学”的迷思，甚至也还没有抓住亚当．史密斯政经思维的主要旨趣。他把亚当．史密斯所讨论的分工发展问题，解读成是一个权衡折衷的问题。他说，“‘两难的矛盾’有两类，一是给定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各种产品之间的生产有两难冲突，多生产食物，就要少生产衣服，多生产衣服，就要少生产食物。另一种两难矛盾中，资源稀缺程度不是固定的。比如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因而减少稀缺程度，但却可能会增加交易费用(成本)。前一类两难的矛盾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即资源配置问题。而后一类两难矛盾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但两类两难矛盾都需要人们作出权衡折衷，以选择最佳的折衷点，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决策问题。”这和亚当．史密斯的政经分析思路大不相同。
在《原富》里，亚当．史密斯虽然也费心讨论政策，但他所研究的问题主要是，知见极为狭隘的芸芸众生，怎么竟然能够对他们自己既看不见也没想到的(当然更不用说权衡的)所谓“公众利益”，做出正面的贡献。此处亚当．史密斯所谓的“公众利益”，其实是某种人类意想之外的人际互动行为秩序。这显然不是关于什么人的决策(或选择)的问题。实然的科学问题不可能是决策或选择问题，只有在僭拟了某种超人能力的经济学者眼里，实然的科学问题才会被等同于应然的决策(或选择)问题。
杨教授注意到，对于“国家如何得以富起来”，亚当．史密斯所给的答案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是国家富起来的原因，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和促进分工的有效手段”。这是迈向理解亚当．史密斯经济思维的一个关键。可惜，杨教授似乎和当代许多经济学者一样，未能真正了解“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一词(出现在卷四第二章第九小段)，而那里只是它所代表的政经分析原则的一次应用；《原富》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章，表面上它虽然没有出现，但它所代表的分析原则却得到较为周全的论述。如果不知道此一分析原则，那么整本《原富》读起来的趣味便会失去大半。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海耶克经济哲学的核心，而海耶克中年以后的绝大部分著作，可以说是用来阐扬该分析原则的。
认识杨小凯
虽然杨教授没能参透“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和促进分工的有效手段，但他对“分工”的研究却开拓另一片天，在介绍杨教授在经济学术领域的开疆辟土之前，有必要先认识杨教授。
在一九六八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际，就读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一的杨小凯，二十岁正值血气方刚，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批评中国政体的不民主，被当时的湖南领导华国锋举报，中共“头号理论家”康生与毛泽东、周恩来点名批判，责以“思想反动”罪名。于是湖南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其十年徒刑，先后在长沙市看守所、湖南省模范监狱和岳阳县建新劳改农场坐牢(关牛栏)。牢中受苦想当然是不堪回首的，倒是当时在牢中尚有甚多高级知识分子被关在内，年轻的杨小凯拜这些人为师勤学苦读，尤其对数学和英文有重大成效，是他受苦之余的一大收获。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杨小凯应当时台大经济学系主任张清溪教授之邀，到台大担任国科会特案研究员。张教授回忆说，杨小凯在聊天时告诉在场人士，他现在做的经济理论大方向，就是在牛栏里想出来的。当年被关在牛栏里的人形形色色，有地下反对党首领、有从事当局不允许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民间企业家，有强盗、小偷、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政治犯、牧师、作家、教授，还有国民党时代的官员。杨小凯从这些人身上看到、听到、感受到许多故事、理想、冤屈、知识，以及社会、政治现象。他暗自盘算：“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不能让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后来杨小凯真的靠其惊人的记忆，写成《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该书被《中国之春》主编胡平称为“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杰作”。
经过这段修练经历之后，杨小凯居然完成了高中和大学学业。一九七八年刑满出狱，由于当年陷害他的华国锋已成为“英明领袖”而不能立刻平反，他以原名杨曦光找不到事做才改用乳名杨小凯。由于杨小凯对经济理论用心钻研，发表许多论文而受学界瞩目，一九八二年受聘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助教。当时美国兴起一股吸收中国杰出学子的风潮，担任该项选才任务的邹至庄(一九三０—)院士发现杨小凯，乃推荐其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当时还曾因所谓的“反革命问题”没平反，出国受到阻挠，最后才好不容易成行，但也连累了同情他、帮助他出国的武汉大学校长被撤职。
在顺利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之前，杨小凯曾于一九八七到一九八八年在耶鲁大学的经济成长中心做一年研究员。毕业后随即赴澳洲莫纳石大学( Monash University)任经济系讲师，一年不到即升为高级讲师，一九九二年又升上教授，其升迁速度在澳洲史上甚为少见，这也足以显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确有过人之处。他也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
杨小凯不仅著作多，品质更为傲人，其所获的荣誉也极多，不过，杨小凯念兹在兹的，还是“中国要往何处去”。他在被关的十年中想到很多经济问题，而在普林斯顿大学要写博士论文时，拿出当年的笔记，发现绝大部分他的“问题”，人家早就解决了，但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分工，却一直未被深入研究，这就成为他博士论文的主题。不过，因为这个问题太基本了，指导教授认为这么根本的问题哪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后来每次他上台报告论文进度时，台下的教授就分成两派，赞成他的与反对他的，吵成一堆，没有他插口的机会。一般经济的选择问题是“多或少”(生产多少)，而分工则是“有或无”(生产这个，不生产那个)，因此通常所谓的“边际分析法”就不适用，于是杨小凯创建了“超边际经济学”( Inframarginal Economics)。二○○三年莫纳石大学成立“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杨小凯是中心主任。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就是以此概念为基础，他自认该书是自马夏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以来的第三代教科书。
在杨小凯著作中，最被人称誉，也是杨小凯自认最有创见的，是一九九三年与黄有光教授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个体经济学架构》(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杨小凯自己也最常引用该书的观点。该书提出一种把古典经济中关于劳动、专业化以及经济组织的理论，用一个数学结构组织起来的新分析法。杨小凯也以该理论来解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比较中共和苏联体制的差异。他指出，由于经济发展过程是由劳动分工演进过程决定，而市场大小、组织复杂性以及贸易依存度都由分工程度决定，在人类没这些知识时，私产和市场制度是用来试验不同的分工组织而得到这些知识的有效方法，但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都不能创造它们。不过，当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发达的分工组织后，落后国家的政府却可无偿得到这种组织的资讯，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就是用计划经济模仿资本主义的组织，但却用强盗法将创造这些组织的私有财产剥夺，并废除公平的市场。
杨小凯对理论和现实问题间的关系有其独特看法，提醒自己在提供实用性服务时，一定要对理论的局限性有清醒的了解。他自己作学问时总强调数学模型和概念的严谨，不喜欢空泛的“思想、观点”，但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却更信任自己的直觉，而不信任那些简化得不现实的数学模型。这一位对科学方法有嗜好，曾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不重视的杨小凯，在读了不用数学模型的已故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海耶克(F.A. Hayek)的著作后，竟有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更企图用数学来证明海耶克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杨小凯这一篇名为〈我所了解的海耶克思想〉短文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发表在我主编的《经济前瞻》。当我看到此文，感到惊讶与困惑，因为海耶克根本不相信人的思想可用数学模式表达，而杨小凯在文中也表示他觉得海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虽然杨小凯也在该文中指出，现在用数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其眼中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于是他想扭转此一颓势。上文提过的他与黄有光合著一书的第十五章，杨小凯就认为是成功之作。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多此一举，毕竟这种作法正好与海耶克的原意相违，真不知杨小凯如何化解这个几乎是“难解”的矛盾？
由于该疑问一直存在心中，当二○○一年初，杨小凯筛选出其经济散文，以《杨小凯经济学文集》为书名欲在台湾出版时，我自告奋勇向出版社毛遂自荐作序。在征得杨小凯同意之后，努力读完该书全部文章，我的本意就在于由这些篇章解答我的疑问，但仍无法让我信服。不过，我却能体会杨小凯为了在全球学术社群占有一席之地，甚至于成为引领者的苦心。经过数年的辛勤努力，杨小凯的确已有相当成就，已在全球具崇高学术地位，并逐渐吸纳华人青年才俊形成坚强的学术社群。其实，杨小凯不只在学术圈大放光芒，在世俗政治或政策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全球学术圈大放光芒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放权让利、向自由经济倾斜二十多年之后，在物质生活上就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也同时显现出极大的瓶颈，二十一世纪初，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辩论就是对此瓶颈的讨论，简单的说，也就是自由民主体制能否尽早建立和落实的课题。在这方面，杨小凯有着深入的观察，特别是他出生在中国，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深切大课题早就关心并逐渐累积丰硕成果。由于杨小凯不是以“私利”作为出发点，在经过十年牢狱的体验，并且浸淫西方学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历史的经验寻求妥适的解决之道，我们已经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钻研及观察比较之后，杨小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收割时刻，正待扬帆展现他对未来中国体制转变的能耐。
这由二○○三年九月杨小凯接受《大纪元时报》记者肖静专访，分上、中、下刊于一二八—一三○期的访谈内容可见端倪。当时中共的十六大允许资本家入党，杨小凯明指是将“官商勾结制度化”，他认为不实行宪政改革，只学技术而不学习“好资本主义”的制度，中国的经济只能是后发劣势，而共产党的政治资源正越来越少，不实行政党轮替和党内民主，将会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失去。杨小凯举史实来说明：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非西班牙发生？
十六、七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是一个国家富裕的基本动力，凡是没有大西洋贸易的意大利、东欧的一些城市发展都很慢，而跟大西洋贸易有关系的西欧城市都发展得很快。当时的西班牙在大西洋贸易的条件比英国好多了，为何没发展起来？主因就是只有大西洋贸易的垄断还是不行的，英国除了有此条件外，在一六八八年有个光荣革命，之后把王室对大西洋的垄断打破了，西班牙却一直都由王室垄断，此亦即当今社会的国营事业。由于英国的大西洋贸易好处大部分归于民间，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见有钱赚就投资大西洋贸易。这些人跟王室没啥关系，当宪政改革后，他们发了财缴税后，可在议会具政治影响力，这个发展过程出现了很多制度创新，包括王室的财产和国家银行分开，执政党不准从事营利性事业，成立企业不要批准，自动注册，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
杨小凯指出，废除对高利贷的限制以后，就没有高利贷，限制高利贷，它就有高利贷。他认为中国温州有很多高利贷钱庄，就是因为中共限制私人搞银行。而英国的经验就是你把限制一丢掉，就没有高利贷了。这些制度创新都是因为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把它的专制制度改成了宪政制度。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问题正好在这里。中国的三十几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包括银行、保险、汽车制造、电信、赚钱的外贸等，不但不准私人经营，它还有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国营企业没有许可证也不准经营外贸，由外贸部等少数机关垄断了太平洋贸易。所以它走的这条路就像当年西班牙走的这条路，那它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制度创新也就很难。
中国早已显露出“后发劣势”
杨小凯对中国内部都在讲的“中国有后发优势”深不以为然，他举一个叫做沃森的已过世经济学家所提“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的观念。毕竟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先进国家，少走弯路，但是你可以模仿制度，也可以模仿技术。日本当年走的就是模仿制度，政党自由、专利制度，它都模仿，这样会有后发优势。但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就会形成后发劣势。因为光模仿技术，短期内发展时效很好，但不模仿制度，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一样。制度就像高速公路，没有高速公路，到一定程度，汽车就走不动了，结果前功尽弃，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杨小凯以苏联为例指出，苏联一九三○年代、五○年代的增长率比现在的中国还高，西方搞的大量生产，生产流水线，标准化，什么泰勒科学管理(在苏联称为定额管理)，它都学，雇了很多美国的专家，但是制度不学。制度还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它用一种非常落后的制度去模仿非常先进的国家，那增长率很高啊！你去看它一九三○年代，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中国现在顶多就是百分之八，苏联是百分之十几，长期平均百分之九。那又怎么样，说垮就垮，它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杨小凯继续说，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模式比当年苏联更厉害，它模仿香港、台湾，叫劳力密集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但它制度不模仿的话，有可能这个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就像苏联一样垮下来。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出口强项是电视机，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做的电视机，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它基本上是进口电视机经济学生产线，就是模仿技术，但是这些工厂都是国营工厂。它制度上是不模仿的，利用这个，再加上出口导向，想要赶超、跨越。杨小凯认为，长期来说，这种策略是会失败的，就像苏联，技术模仿的潜力耗尽后，制度的弊病就会暴露，所以这叫作“后发劣势”。后发劣势中国人不想听，他们一天到晚讲后发优势。中国在十六大后，又把大门敞开，官商勾结，钱操纵权，用权来赚钱，这个实在很糟糕，也是中国主要的大问题。
我之所以说杨小凯已到具影响力的时候，除了上提对中国发展观察的深刻外，可由他“被公认是华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有希望的人选”见端倪。获得诺贝尔奖桂冠，不但是学术圈里最高荣誉，是学术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里也最被尊崇，得奖后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响力，甚至于邀请他们参与国家政策的拟订。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奖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顶着贝尔奖的光环游走各国，特别对极权国家政府的实施自由经济政策有所影响，智利皮诺诺契特(Pinochet,1915-2006)军政府的实施经改就是一显例。
天妒英才，中国不幸
以杨小凯现有的学术成就，早已获得一九七二年诺奖得主亚罗(K. J. Arrow,1921-2017)、一九八六年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2013)的极力赞扬，被推荐并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应是早晚的事。一旦获奖，声名大噪之后，发言分量顿时加了好几倍，北京政权也应会向其请益，杨小凯的建言也就会产生莫大影响力，对于中国免于走入“后发劣势”泥沼，以及早日迈入自由民主、真正脱离共产体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对杨小凯会有这样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上文提过的他对海耶克学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举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对抗并拆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小书被认为是自由世界能免于共产主义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杨小凯，当会把握机会推展海耶克思想，而中国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道也指日可待，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扫除也非难事。奈何杨小凯英年早逝(五十六岁而已)，我的这个期待也就落空了，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一大憾事吗？
回过头来看史密斯在《原富》中对促进国民财富的方式，劳动数量和劳动分工是两项关键因素。用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成长在追求“国内生产毛额”( GDP)这个狭义的国民财富来说，可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式子来表示：假设Y为GDP， L为劳动力，则 Y=Y/L． L， Y/L为平均劳动生产力，即每单位劳动能有多少的产出(财富)贡献，而分工和劳动品质就是劳动生产力提升的要因。文明社会有许多人不劳动，但全部劳动的生产丰富，上下各阶级的每人供应也丰富；相反在未开发社会，人人都劳动，但大家都贫困。《原富》第一卷乃以劳动生产力改进的诸原因及劳动生产物分配于社会各阶层的自然秩序为研究主题。
再回头探究“经济学是什么？”根据一九八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转述，芝加哥学派大将范纳( Jacob Viner,1892-1970)曾说“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做的事(写的文章)”( Economics is what economists do.)，而芝加哥学派掌门人奈特( Frank Knight,1885-1972)听了之后，开玩笑地加了一句“经济学家则是那些以经济学为业者”( Economists are those who do economics.)。范纳和奈特之所以有机可乘地开玩笑，也许是因为“经济学是什么？”这样的问法有很大的漏洞。如果问的是“经济学是什么知识？”，则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正经些。
且让我们试着问：经济学是什么知识？或者问：经济学者的种种论述，想回答或回答了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经济学是什么，端看学者认为经济问题是什么而定。那么，主流经济学者认为经济问题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地，最著名的回答出自于英国经济学者罗宾斯( Lionel Robins,1898-1984)。他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而所谓的人的行为，则是指多样目的和具有多种替代用途的稀少资源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个定义很清楚地突显出了个别(或总合)资源的稀少性与替代性，以及各种目的之不可兼得性。不过，对照史密斯的《原富》，似乎是狭窄了许多。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