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刘梦熊先生8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对现状的批判堪称痛快淋漓，言之切，忧之深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唯有一条，他谈到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以越南为榜样，称其与美俄等都维持良好关系，希望中（共）国放弃战狼外交，中美继续友好。这可能只是刘先生的期望，且不说中（共）国不是越南那种小国弱国，目前美中两国行政当局其实都希望继续在经济层面合作，但因形格势禁，无法走上回头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年中美交好实占“天时”（美国冷战要孤立苏联）兼地利（中美当时没有地缘利益冲突），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谈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却少有人谈。
中共对美战略本来就是权变之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只有一个物件国即美国。而美国也非常慷慨，确定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支援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大量留学人材。克林顿甚至还设立了对华法律援助专案，这个专案的美方实施者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称之为蜜月）之时，邓小平那句“韬光养晦”还是道出了中国对美友好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强大之后，与美国一争雄长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到“影响、改变”（NGO大量进入中国）这个层面，中共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反颜色革命”（2005年）。
这里必须说明，美方并不是没注意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说，老一代“中国通”的汉学相当不错，他们当然懂得这话的内涵：弱小时潜藏爪牙；等到强大时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经历过二战，对于战争的毁灭性有着深刻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甚至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观察并经历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且多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对中国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主张与中国合作共赢，维持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这批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当令时期，有了这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力主，才有几代美国总统与中国的“接触、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国，只能容忍“影响”。一直维持到奥巴马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赖有此“人和”。
奥巴马前后两套外交班子各有对华政策
中国自2005年在国际社会宣称“和平崛起”之后，美国智库开始有人讨论G2（中美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到奥巴马上任之初，这个说法流行一时。开始有人以为这是奥巴马的想法，后来美国智库人士澄清，这一概念来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不过，当时中国并未回应这个想法，中国人大多数也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无与美国对等的综合国力。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有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变化有着自己的认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
奥巴马时期其实是在艰难地寻找中美关系新定位。（美联社）
上述所有言论表明，奥巴马时期其实是在艰难地寻找中美关系新定位。尽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美国也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克里任国务卿，他的重心是中东事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基本无所作为。
这段时期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一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美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不断升级经济合作与战略伙伴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三是扩展了两国人文交流机制，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中（共）国这时推出的“千人计划”，意在通过人才的吸纳公开染指美国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也未做出强烈反应。
所有这些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都让中（共）国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说有冲突，那就是奥巴马时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推进的重返亚太战略引发中国严重不满——中（共）国一直将亚太地区当作自己的准势力范围，认为美国此举是扼制自己。还有在举办京奥时，中（共）国刻意炫耀国力，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深感中国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崛起，但并不和平。
由于老一代中国通——“拥抱熊猫派”当时还年富力强，多以一流大学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关键位置，奥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关系虽然时有龌龊，并未发生大碍。
川普对华政策急转弯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总统。美欧媒体中常见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国变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在川普正式执政之后不断批评川普，在其发表的社论中，称其挑战了“美国政治的每一条准则”。
本文只分析中美两国与“人和”有关系的政策。中美“人和”由两部分，一赖中（共）国多年统战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二赖华人科技精英对母国的报效之心。实言之，中共官方一开始并未加入美欧“黑川”大合唱，VOA2017年1月17日发表消息《川普政府将审查美国援外专案》，称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仔细审查所有援外项目，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中（共）国方面对此只领会了一半意思，很高兴地发了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称“日前，川普宣布即将停止向海外负责颜色革命的团伙输送资金。并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民主之春和颜色革命，没有实际意义，奥巴马此举大肆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会招来全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将正式终止‘一切联邦财政开支的民主款项’”。但不久之后。川普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将接受中国政府资助采取的文化、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为中（共）国对美国红色渗透的调查目标，中（共）国才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好朋友“拥抱熊猫派”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国家安全的特别压力下，“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被迫发布了《胡佛报告》，承认整个研究界对中国误判，进入式微状态。
2018年，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秘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和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披露他们的活动。在奥巴马时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计划”与间谍挂起钩来，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结束了中（共）国通过计划参与者携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车”行为，中国制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后另起炉灶，曾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华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调查，有的最后只好终止在美国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国。
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开展对华贸易战，一是对中国制造增加关税，以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二是严厉打击中（共）国对美智慧财产权的侵夺活动，此举导致世界物理学界最大损失——斯坦福大学那位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自杀。
拜登时期的新一代中国通对华并不友好
在中美贸易战开展后，中（共）国采取“以拖待变”的禁买美国大豆打击川普票仓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干预美国大选，希望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这个愿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共）国在美国政坛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国通因年龄等原因陆续退休后，新一代中国通对华态度与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该文记述，川普对华贸易战5个月后，由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主办的“21世纪中国中心首届中国论坛”（the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国外交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问题上更趋负面，在对华政策主张上比老一代更强硬、也更趋攻击性。
当时担任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美国将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美国必须采取对抗措施——在资讯运营、智慧财产权盗窃、新疆再教育营中拘留了至少一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纳虽然只有42岁，但资历颇丰。他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乔·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从他2011年至2012年在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开始，已经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战略“不应只是接触或遏制”，而是要竞争对抗。他的主张如今就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与拉特纳同样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和前实践者，被称为“年轻一代”，以与老一代中国通相区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可以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既与中美两国国势变化、两国的国际地位有关，是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两国行政当局都想在竞争状态下有限合作的状态下，多次接触谈判难有寸进，实与“人和”有关，这就是中国方面感叹“如果现在要有傅高义那样的中国专家就好了”的内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