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27日，北京一家日本餐厅展示出停售日本水产品的公告。
最近因为日本的核废水经过处理后排放，一群奴民被允许对此作义愤填膺状叫骂，甚至闹成了国际新闻。
我所说的“奴民”指的是奴性很强的人们，不是指发音相近的农民这个称谓。之所以说他们是“被允许”，因为很明显，他们的行为是在中共挑动或明示暗示之下、在看风使舵的思想指导之下做出来的。
虽然他们不至于傻到真的以为自己是中国的主人和代言人，但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或许能为将来有得“上头”赏识的可能性做一下铺垫，这种侥幸心理是一定有的。在他们看来，给“说了算”的人留下点不坏的印象，哪怕是自己还有利用价值的印象，一定也不是坏事情。
这样描述“大监狱”的事情，实在抽象，也许不容易理解，那我就举一个在小监狱的例子，可能有助于理解司马昭之心。
2006年我被关在沂南县看守所时，中共安排了六个在押者24小时排班对我“照顾”和监视两不误。后来增加到九个人。增加的人中有一个来自信用社，入狱前是中共党员。他通过众所周知“使鬼推磨”的手段，调到1号监室。
因为在这里不用从天明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上9:00、完不成定额任务还会被戴镣处罚。在小监狱里，“监号头儿”几乎起着大监狱里公安和检察院的作用，而狱警就是法院，一旦作出决定，就可以立即执行。
也许是他自认为自己是“号头儿”，完全忘记了他因为什么进到这个监室里来。突然有一天，他自作主张地隔着铁门向分管劳动的陈副大队长（副所长）说：“陈大队，弄点活儿到我们号儿来干吧，没活干，我们也都闲的难受…。”这当然使得陈大队很高兴，于是从那天起我们监室里也开始干活了。从此监室里充满着化学乳胶那种刺鼻的气味，空气中弥漫漂浮着能遮蔽视线的粉尘。就这样，其他在押者付出的劳动，就被他拿来送了人情，而他自己却不劳动只是在旁指挥。其他的在押者敢怒而不敢言。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他做得太过分，让我忍无可忍和他大吵一架后闹到大队长那里才算结束。
这位中共党员的所作所为清晰地展示了党政系统中对上溜须拍马，对下百般勒索极尽压榨之能事的奴才嘴脸。然而也许是时间短暂，一直到他被取保候审，我也未见他从陈大队那里得到任何的便利，更别说什么好处了。相反，有一次在清监时，那位陈大队还亲自到监室里把他的茶杯拿走了。在他投机不成，原先想侥幸得到什么好处的期待落空后，就气急败坏地转而对陈大队丑化、诋毁，甚至慢慢发泄他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愤恨…。全监室的人都心如明镜一样，用一场迟钝的回应，欣赏着他的丑态百出的表演
他是典型的中共家奴，思维方式完全来自于党文化的熏陶，价值观是在党文化渗入骨髓的浸泡下形成的。在小监狱里，他本身也是一个在押者，可他总觉得高人一等，好为人师；在大监狱里，他只不过是个中共奴才，连小吏都算不上。可是当他具有了出卖他人资格的时候，就巴不得耍弄权威，通过出卖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谋取好处，党性的疯狂毫不掩饰。
由此反观整个中共沦陷区，几十年前的“红卫兵”如此，几年前的“大白”如此，现在的小粉红、奴民也是如此。这是惩善扬恶的制度使然，要改变就必须改变这为了发挥人性之恶量身定做的专门为腐蚀人心智而设计的共产专制制度。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
共产制度不变，看一代代受中共挑动被允许作恶的奴民丑恶表演，哪个能有好下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