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大债”早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图为中国江西省九江的一位老人，并非本文所讲的主人公。(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小村大债”是中国农村的普遍问题。专家指出，村债问题是中共政权流氓化的一个恶果，农村基层黑社会化导致工程与利益合谋，令村集体负债累累。如要解决此问题，共产党是最大的障碍。
中共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
中国时政评论员王赫说，9000亿不是一个具体的统计。在2019年之后的疫情三年之内，中共的各级政府，包括村庄已大量欠债。他估计“现在的村级债务数额，应该高达几万亿”。
“所有这些债务都没有通过审计，真实情况是个糊涂账，中共自己也没掌握。”他说。
美国华裔经济学者黄大卫也表示：“9000亿，这个数据只是大约的抽样调查之后再按比例的一个预估，跟实质情况肯定有非常大的差距。”
农村建设债务分析：工程与利益合谋
“中国的农村债务更多是最近十几年来农村升级改造、面子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造造成的。”黄大卫说。
他解释，一般的村庄一旦钱花出去后形成债务，基本很难偿还，而且是新旧债务的不断累积，利息都可能无法偿还。主要原因是，这些村它们往往没有土地价值，没有盈利能力，也没有多少村办企业能够扭转局面，产生的债务基本是无力偿还。
“建设性投资和村级破产，经营不善导致农村建设债务。”黄大卫说。
对引发新债务的政治工厂模式，黄大卫表示，从源头上看，债务形成，肯定是由新的工厂引发。“政治工程和村一级的地方腐败密切相关。”
“腐败情况普遍，往往是工程与利益合谋。”他说，工厂一方面是想改善民生，但工厂在村一级本身很难进行监控。
“建设性投资更多是政治考量，面子工程，或者是一种所谓的标准村的建设，会产生新的工程需要，新的工程又产生腐败。”
黄大卫解释，由于村领导是做一届、两届，很多时候他们希望在任时间能够产生一些新的工厂，有新的工厂，他就有政治资本跟个人利益寻租空间。这些人不在乎原来村的债务和盈利能力，只在乎自己在任内的资金到位，做出一些可见的配套措施。同时，通过工程，达到权力寻租的目的。
“这就导致个人利益为主导或目标，子体的债务越升越高，是一个制度性做法的必然结果。”他说。
政治工程下的利益合谋如何形成？
中国时政评论员王赫表示，很大部分钱通过做项目的方式被一些农村的村霸，村干部攫取，造成村集体欠债，造成农村利益结构非常扭曲的一个结果。
“农民在中国是最没有权力的群体。农村村集体的欠债，农民不能查账。”他说。
“共产党搞村支书兼任村主任，整个农村现在是一个匪式治理。中共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它要把老百姓死死地控制，就用土匪来管理他们，整个基层全部黑社会化。”王赫说。
“土匪把持乡村，没有经济利益是不会干的，所以他们就控制很多乡村建设，上面搞了很多的资金，中饱私囊，最终造成农村的村集体组织负债累累。”
王赫直指：“农村债务是共产党治理下，农村基层黑社会化、流氓化所致。”
地方债和农村债务的区别
王赫表示，在一个推测的数据里面，地方债三十多万亿人民币，加上城投的隐形债务，快六十多万亿，相对而言，农村债务只有9000亿，九牛一毛非常少，但这个债务跟地方债有很大区别。
按新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有3亿多农村居住人口，大概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王赫说，这些人口在农村的生活情况非常糟糕，现在欠这么大一笔债，虽然跟地方债比很少，但是相对于农民的收入、相对于村集体的盈利能力来说，这是“天文数字”。
“农村债务问题至少有20年。”王赫表示，中共一直说要化解乡村债务，但化解到现在，越化解越多，地方债也是一样。
“这么大的债务导致中共在农村的基层治理，基本上是完蛋、破仓。”
“归根到底，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权力还给农民。”他说，农民真正有了权力，农村才能真正自治，那些项目该不该搞，在做的过程中，大家眼睛睁得很大，他们能贪污吗？
但王赫认为：“要农民真正有权利，自治，共产党就得把权力还给老百姓，中共是死都不会干的。所以说，目前形成的症结，要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包括整个中国的问题，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障碍。”
农民与基层政权的抗争会进一步激化
王赫表示，现在农村的官民矛盾已非常激烈，中共中央省县可能还说些好话，出一些官民上访的文件，一到下面的村乡镇，面对老百姓，直接就是暴力镇压，根本没有话说。
“用中共的话说就是压实基层责任，至于用什么手段，它不管。”他说，随着中共经济形势的恶化，农村债越搞越多，村民反感和反抗地方黑社会势力、基层政权的斗争会进一步激化。
中国农村抗暴事件各地频发，据大陆媒体不完全统计，今年5月期间不到2周，山西、山东、辽宁相继发生3起村官遭村民刺杀全家，酿成18死1伤的惨剧。2011年的乌坎事件更是全国闻名。
王赫认为，目前，按中共官方说的就9000亿债务，其实并不算多，但中共绝对不会让中央财政局会买单，这个事还会被压下来不予解决，所以就会成为村民跟村委、跟基层政权长期拉锯的情况。
“农村债务问题爆出，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他说，“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抛开共产党，一切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