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伊始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武汉市新华医院的一位放射科医生看到了麻烦越来越大的迹象。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有29年的放射科经验。他的工作是做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简称CT，察看病人的肺部是否有感染迹象。
到处都是感染。“我从没见过传染这么快的病毒，”他告诉调查杂志《财新》的一位记者。“这个增长速度太快了，太骇人了。”
“医院的CT机每天超负荷运转，”他还说。“机器都累瘫了，经常死机。”
但是在2020年初，中共当局却向中国人以及世界隐瞒了这一混乱的景象。在2019年12月31日，当局承认出现了27例“不明原因的肺炎”，2020年1月3日则表示有44例已经确诊的病例。1月5日，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报告了59个病例，然后在1月11日又突然把这个数字降到了41例，并声称没有证据显示病毒会人传人，也没有医生染病的现象。
这个说法是个谎言。
那时冠状病毒已在肆虐。前述放射科医生所在医院以及其它医院的医生正在感染得病。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社会稳定置于一切之上。他们害怕任何社会恐慌的迹象，害怕承认党国执政者对局面控制不牢。武汉地方当局以及北京当局对病毒情势做了隐瞒，尤其是因为1月6日至17日期间武汉市和湖北省相继在省会武汉召开“两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人民代表大会。
隐瞒一贯是共产党执政的一个主要工具。它压制独立媒体，审查网络新闻和消息，向人民隐藏重要信息。了解真情的武汉医生害怕说话。中国直到1月22日才披露病毒的人与人传播，但是到那时，疫情已经蔓延。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统计，新冠疫情在全球夺去了将近7百万人的生命。真实的死亡人数估计可能高达这个数字的两三倍。
Washington Post staff illustration; photos by Getty Images and iStock
这篇社论是《华盛顿邮报》考察专制主义内部运作的系列文章之一。之前，我们探讨了独裁统治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如何制造假信息，以及独裁者之间如何分享策略。通过一线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在艰难应对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时的亲身经历，检视中国的专制体系如何处理一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在一个必须有信任与透明才能挽救生命的紧要关头，中共当局却掩盖事实并撒谎，直到今天他们仍在这样做。
在武汉，那位放射科医生意识到了病毒在人传人。1月16日，他私下向一个同事表达了对疾病爆发传染的担忧。同事含泪回答：“武汉将因此载入史册。”
医生被封口
Medical staff members transfer patients to Jin Yintan hospital on Jan.17,2020, in Wuhan, China.(Getty Images)
在任何一场病毒抗击战中，信息的快速流动至关重要。中国在2003年非典（SARS）流行时吃到了苦头，国家的隐瞒阻碍了应对措施，在中国和境外，8,098人染病，774死亡。非典过后，中国建立了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NNDRS)，提供网络实时病例报告。从地方医院到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这个系统可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查阅。中国官员当时信心满满地说，这个新的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可以在数小时内报告监测到的疾病。
国家疫情网络直报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报告监测到的疾病，起到预警作用。尤其是，中国一直在监测诸如非典那样的危险的传染病毒，并且专门将之列为一类，叫做“不明原因肺炎”（英文缩写PUE）,或者说来源不明。中国疾控中心每天监测网络直报系统的动向。如果在一个地点发现五例以上“不明原因肺炎”，疾控中心就应派出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调查。但是根据有些描述，“不明原因肺炎”报告系统里太多误报，报的病例到头来是别的状况。要在系统内做一个报告，一名医生或医院一名指定人员必须填写一张电子“报告卡”；仅仅打电话或通过其它方式报告是不行的。
内部报告与公众告知是两回事。公共披露由共产党掌控。这个权力掌握在地方、省、中央各级的卫生健康委员会，最终则在中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中国的主要建制机构，包括医院，都有党组织的领导。在卫生领域，中国疾控中心只有就一个事态提供意见的权力，而没有决定应对措施的权力。
2020年1月，就在病毒大流行的时候，这个系统却失灵了。这一点可以从相关文件以及中国记者做的采访中看出来。尽管中国严格限制新闻报道并且有审查机制，这些文件和采访展现了医生和医院艰难应对的景象。一个名叫“新冠病毒非中心化完全自治搜索团队”（简称DRASTIC）的研究人员一直在探求病毒起源，这个团队中的吉勒斯·德曼尼夫（Gilles Demaneuf）将这些文件和采访汇辑并翻译成了一份193页的报告，并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新病原体来源科学咨询小组做了分享。我们也获得了这份报告。报告的调查结果得到了多方面的佐证，包括信息公开组织“美国知情权”的披露、美国媒体报道、以及国会调查报告。
我们在去年发表的多篇社论中指出，在2019年11月和12月，病毒早于中国承认的时间便开始传播；中国如何在2019年12月底便进行了病毒基因排序；我们指出了未向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报告的病例。我们至今不确切知道疫情是怎么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是动物传人还是实验室泄漏。但是到2019年12月底，病例越来越多，在武汉引起了警觉。基因排序显示，病毒与近20年前在中国引起恐慌的非典病毒非常相似。
在中国，人们有病恙时常会先去小诊所诊治。需要进一步诊治时，病人再前往一级、二级、或三级医院求治。武汉市中心医院是大型市级顶级医院之一，提供复杂的医疗和先进的医疗培训和研究。它的主院区在离长江不远的南京路，它的分支医院后湖院区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华南海鲜市场是个出售海鲜以及饲养野生动物大型市场，活的和冷冻的均有，那里成了这个新病毒的一个高传染场所。武汉市中心医院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个哨点医院，是监测中国中部传染病爆发的一个哨点。
到2019年12月30日的时候，这两个院区都已经开始接诊感染了此种新病的病人，其中后湖院区有7例，有几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这时其它医院也开始有咳嗽和其它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前来看病。
那天下午3:10，政府行政部门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报送“不明原因肺炎”的救治情况。当天下午6:50，武汉卫健委又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那天晚上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看到了一个病人的病历报告，其病症与非典极其相似。他在微信医科大学班级群中分享了这个信息，提醒大家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确诊了7例 SARS，”他写道。2020年1月1日，李文亮和另外七名医生被警察传唤。他被指控“造谣”，“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他因为这一“违法活动”而受到警察的训诫，并签名承诺不再这样做。
另一方面，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对感染越来越忧虑。她提醒医院管理部门，医院收治的病人当中有一个病人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开诊所，收治了许多发热病人。艾芬坚持认为正在发生人传人现象。她要求她手下的医护人员开始带N95口罩。这引发了更多人的警觉。医护人员意识到，这意味着病毒正在传染开来，可能会威胁到他们以及任何人。
A mural depicting Ai Fen, painted by artist Amanda Newman, on April22,2020, in Melbourne, Australia.(Robert Cianflone/Getty Images)
1月2日，艾芬受到了医院党委书记蔡莉的训诫，后者指责她造谣生事。这位急诊科主任说，她被警告不许通过短信或微信谈论病毒，与其他医生只能当面口头提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其他医生也收到了类似禁令。口罩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医护人员抗议后，医院领导层允许三个科室的医生戴口罩：急诊科、呼吸科、重症监护室，但下令其它科室的人不许戴口罩，包括妇科、泌尿科、心脏科、眼科、以及超声波。这些科室里的许多医生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被感染。
同样在1月2日，中国冠状病毒主要研究机构武汉病毒研究所向员工发出一份内部邮件，警告员工，“所有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检测、实验数据以及结果、结论，一律不得在自媒体和社交软件公布，不得向媒体（包括官方媒体）、合作机构透露。”
新华医院的那位放射科医生说，对李文亮和另外7位医生的查处“真正震慑住了我们。”他接着说，“这件事对医疗界的封口起到很大作用。…【我们】大多不敢公开发声，怕被警方传唤。”
但是他在新华医院看到了真实情况。这家医院的前身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他回忆说，1月5日刚开始时，他每天看到2-3个肺部感染影像，然后逐日升高。之后“突然就呈现倍数增长”，到每天30个，而且每隔三、四天就翻一倍。他说，到1月11日，“单位陆续有医护人员感染。”政府仍然没有通报人传人感染，也没有公开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但是病毒已经大面积爆发。“医院里挤满了人，局面有点混乱，”这位放射科医生说。
“我们医院门诊挤满了大量住不进医院的疑似患者，”他说。“有病人下跪哀求医生收治他。”
当局只给公众提供了一鳞半爪的事实，而且连续数日不更新感染数字，不做防护提醒。在武汉，熙熙攘攘的人群参加了一个社区“万家宴”，成千上万人开始了春节旅行。
但是中国政府最高层知道真相。据美联社获得的一份通报，1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在一次全国各省市区卫健委主要负责人电视电话会议上承认，这次疫情严峻而复杂，是“自2003年非典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所有人都在捂盖子’
People wearing masks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of a virus that began in Wuhan wait for medical attention at Wuhan Red Cross Hospital on Jan.25,2020.(Hector Retamal/AFP/Getty Images)
中国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就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却失灵了。部分原因是混乱和行政管理上的无能。在最初几周，到社区发热门诊看病的人被送回家，或者转到上一级医院，这些病例极有可能根本没有产生“报告卡”，从而未被登记到直报系统里。另一方面，到三甲医院住院，费用很高，很多病人可能不太想去。此外，许多一线医生没有使用直报系统，或者拿不准是否报告一种没弄明白原因的传染病。高层卫生官员传达了矛盾的新病例定义标准—刚开始的时候，只有跟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的病例才符合上报标准，但是在出现了许多没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后，这个上报要求才被停止执行。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2020年1月的头几周，高层官员有意拖延报告病例。
卫生官员警告医生不许书面上报，只能口头上报，这马上阻挠了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作用，因为直报系统只接受书面电子“报告卡”，而报告卡只能由医生或者医院内指定的工作人员、如公共卫生科人员填写。正如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一位人员所说，“没有书面报告，没法上报，嘴上说的也不算数啊。”
根据新华医院那位放射科医生，卫生官员还限制了检测病毒样本的数量。病毒检测数量少，质量差；在那个阶段，中国既没有进行大规模检测的办法，也没有那样的意愿。这使得很多人被诊断为“疑似病例”或送回家康复，而不是被收入医院治疗。如果他们死亡的话，他们不被计入确诊病例的统计。1月11日，卫生官员还决定，CT扫描的记录不许直接交给医务人员，而只能口头通知扫描结果。这样的决定是要向医务人员掩盖感染数量，而政府则向公众声称未发生感染。
在各个医院，医生反复被警告在上报新病例时要“慎重”。《财新》和另一家中国媒体《澎湃》获得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一位医生撰写的从12月29日到2月8日每天对疫情处置情况的时间线报告，这两家媒体都说它们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这份文件显示出在上报传染病报告卡上所遭遇的拖延和推诿。
武汉市中心医院对最初的7例患者只做了电话上报，这位公共卫生科的医生急切希望填写网络直报报告卡。但是政治官员和上司要求他等待。根据这份时间线报告，尽管医院在12月底已经有病例，但是这些病例直到1月8日才上报到直报系统中。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根据最早的病原核酸检测把感染病例下调至41例，再次声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1月12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位公共卫生医生从上面接到更多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1月13日，卫生官员又到医院开会，警告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员，病例信息要经市级和省级卫健委这样的政府机关同意才能上报。一层一层的批准进一步堵塞了直报系统。“1月16日”，这位公共卫生医生写道，“我向周边医院询问近期报卡情况，得知近期也未报卡。”但是他补充道，病毒已经在武汉迅速传播，并且已经出现了无症状感染。其他一线医生估计，到1月21日，疑似感染的病例可能就有上万人了。
“1月中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捂盖子”，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财新》。“从省里到市里到院里，省里不让市里报，市里不让院里报，院里不让科里报，就这么一层层捂下来了，导致黄金防控期一再错过。”
前述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看到了政府通报与现实不符合。1月18日，他所在的医院已经有86例。“之后每天都超过100例。”
他说，他如果知道后来会酿成这么大的灾难，他宁愿牺牲公职也要把事情说出来。但是当时，“【我】懦弱了，选择了沉默。”他私下在微博上发出一个隐晦的消息，敦促武汉的老人们戴口罩，但他只有为数不多的粉丝，“没有人听到。”
武汉的医生们尤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武汉市中心医院四名医生死于新冠肺炎，包括受到训诫的眼科医生李文亮。
‘无穷尽的隐瞒’
A memorial to physician Li Wenliang outside the UCLA campus in Westwood, Calif., on Feb.15,2020.(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负责管理整个国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部门对国家治理是一种特殊的检验。保护人民，关键的一个部分是清楚沟通正在发生的事情，说服人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得病和死亡，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互信。这几方面的工作，任何一方面的失败都可能导致更大的苦难。
在疫情期间，美国和其它开放社会都经历了政治两极化、碎片化、和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不实信息常常先于合理的公共卫生建议而快速传播。这导致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死亡。
但是就在民主社会陷于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的包围时，中国的专制制度却在封存真相、发表谎言。共产党通过畏惧、威胁、和恐吓寻求绝对控制，恰恰在病毒传播有可能被减缓或制止的关键时刻阻碍了行动。这些决策使得一点火星燎原为一场野火，一场巨大的灾难。当疫情已经传播开的时候，中国却保持了一个黑匣子状态，禁止中国国内进一步调查病毒的来源，也不公布疫情死亡人数的准确数据；允许这样做也许会令人质疑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力。不久前，浙江省公布了2022年12月中国突然解除“清零”政策后死亡人数陡升的数据，表明实际死亡人数高于中共当局公布的数字，此后这些数据马上遭到了删除。
2020年3月，当疫情传播如火如荼的时候，悉尼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和病毒学家艾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在通讯软件Slack上与其他病毒学家做了交谈。霍尔姆斯在中国有深度经历，他写道：“这么多压制和欺瞒，简直可笑。”他接着说，真实的感染人数很可能大大高于通报的数字，“我还听说武汉的一些医院不再进行检测，因为他们希望报告较少的病例/无病例。”
霍尔姆斯博士注意到政府关于不存在人传人的通报，说这是“无穷尽的隐瞒”。
发生在武汉的事并非单独一次的失误或误判。它是这个体系要求忠诚以及强制进行全方位控制的一个结果。戴口罩本可挽救生命，但却下令医生不许戴口罩；拖延上报，从而阻碍了预警；关闭与公众的沟通；在危险的病毒正在传播之际，却指示医生不要书面写下任何东西。这些都是精心的选择。这样做的后果是给中国人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死亡和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