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那些像马一样辛劳工作的人也不会让人觉得他们有痛苦的意识。”
“一个像羊群一样的民族……更像是机器而不是人。”
“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不坐在长凳上，而是蹲着—-就像欧洲人在茂密的树林里解手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就连孩子们看起来都是无精打采的迟钝样子。”
“如果这中国人取代了其他种族，那就太可惜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缺乏思想将是无法言说的枯燥乏味。”
很难想像，这些充满歧视的语言出自世界上成就最高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你知道吗，爱因斯坦是在我们中国上海，收到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通知。但，爱因斯坦和中国的缘分，也就仅此而已。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上海的一家旅馆里，收到了来自瑞典领事馆的正式通知：他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梓园
但爱因斯坦只是路过，他不是来中国访问的，他是要去日本访问，只是途径上海停留了3天而已。从此，爱因斯坦再没来过中国做正式访问。
但要知道，当年中国比日本更早的邀请爱因斯坦来访问，可最终爱因斯坦却选择了日本。
爱因斯坦与中国的这次擦肩而过，对中国来说，是永远的遗憾，这背后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故事。
为什么爱因斯坦选择日本，却不选择中国？有人说，是爱因斯坦嫌报酬过低，有人说，是爱因斯坦对当时的中国人有偏见，还有人说是日本从中作梗。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爱因斯坦全集》，给我们还原了当年的真相，或许你就有答案了。
早在1920年，在德国访问的前教育部次长袁观澜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希望能够代表北京大学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爱因斯坦并没有接受这次邀请。
中国没有放弃，将这位最杰出的科学家请到中国，无疑将对中国的科学事业起到一个提振的作用。
第二年，著名的教育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一个科技强国梦，蔡元培在访德期间，专门拜访爱因斯坦，再次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走一走，去北大演讲，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
起初，爱因斯坦被蔡元培感动了，很爽快的答应了，但具体时间没定。那时，爱因斯坦刚刚从美国回来，他说：“我刚回来，我不想马上走，能不能等到明年春天？”
能来就好！蔡元培欣喜若狂，然后委托当时中国驻柏林的公司，去跟爱因斯坦接洽来访的具体事宜。这期间，虽然有些小摩擦，但还好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才基本确定下来。
起初，爱因斯坦对中方给出的报酬不是特别满意。最主要是因为他在别的国家演讲费用都比较高，他觉得被歧视了。
而中方当时则希望：
第一，邀请爱因斯坦也像之前邀请罗素一样，到中国来访问一年时间。这个对于大忙人爱因斯坦来说，有点过了，况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条件能满足他的工作需求。所以经过谈判，爱因斯坦说最多能来中国访问一个月；
第二，就是敏感的费用问题，中方最早给出的条件是，1000大洋。
一个月1000大洋，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已经是非常高非常高的收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国内最顶尖的教授，一个月工资，也就300大洋左右，最多的不会超过500大洋。而普通的上班族，那工资就低了去了，比如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一个月就6、7块钱。可想而知，1000块大洋一个月，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当年鲁迅在北京买的四合院也只花了三千多银元。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只要在北京呆上三四个月，就能拿到一个四合院。
可换算成美元，1000大洋就没多少了，差不多就500多美元而已。这对于当年已经被誉为历史物理界第一人的爱因斯坦来说，是真少。
爱因斯坦表示，希望费用是一千美元，而不是一千中国元。
以当时的汇率，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北大的支付能力。蔡元培不得不去拉赞助，在得到梁启超的赞助后，表示愿意按爱因斯坦的提议支付费用。
可当年的中国，没几个人知道爱因斯坦的牛逼之处，更不知道爱因斯坦来中国之后，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进步。于是，负责谈判的那些人，觉得爱因斯坦是狮子大开口，不值得给更多的工资。
最后，经过蔡元培校长的不断撮合，加上梁启超出资，才把费用增加到一个月1000美元。虽然不多，但好在爱因斯坦答应了。爱因斯坦回信，“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可后来又谈崩了！原来爱因斯坦后来又说，只愿意来中国两个星期。这下可惹恼了负责谈判的那些人，觉得爱因斯坦在耍大牌，在摆谱，于是就想先凉一凉他。
而在这期间，日本插足了进来。当年，日本因为也受到罗素思想的影响，对西方充满了崇敬。于是专门派记者到欧洲跟爱因斯坦接洽，邀请他到日本访问。日本怕被爱因斯坦拒绝，于是又让一些有点小名声的日本科学家，写信给爱因斯坦。日本人还是有点小心机的，他们请的都是，在德国学习过并且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来给爱因斯坦写信。
不知道是为了压制中国，还是有钱任性，在酬劳方面，日本方面开出的条件是2000美元，整整是中方的两倍。据资料显示，日本邀请爱因斯坦的条件是：邀请方在含路途3个月的访问期间里，支付往返旅费及讲演费2000英镑，此外，对出版爱因斯坦论文和书稿，另外按每3000字30英镑计酬。
而且，日方还同时邀请了爱因斯坦的夫人一起来日访问，还支付爱因斯坦夫人的一切开支。这看得出来，日本人一直就很擅长利用女人搞定男人。
就这样，爱因斯坦被日本给说服了。反正都是顺路，去一个国家也是去，不如两个一起去。但爱因斯坦居然说，要先到日本，然后抽空来中国2周。这就有点过分了，明明是我们中国先邀约的，怎么反而变成“抽空”？于是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忍不下去了。
比如说朱家骅，他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后来是“中研院”的总干事。他当时就给爱因斯坦写信说：你能不能先访问中国再到日本，凡属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东方文化的根是在中国，而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
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当时世界接轨的心态，还保留着清朝那种闭关锁国的心态。觉得我们“堂堂华夏乃世界中心”，小日本以前只是我们一个小弟，而你爱因斯坦居然选择先去日本？
而爱因斯坦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实际上在我看来，先访问日本还是先访问中国，没大的区别，我之所以把中国排在之后，是因为冬天的日本会比较冷，当时北京可能还会暖和一些。”
显然，他并没有承认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心在中国。而这，也是当时几乎所有西方人的一致看法，或许仅仅除了拿破仑。因为当年，日本确实比中国强大的多，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科技等领域。所以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可笑的一种想法，可是当时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还是那种想法。于是，这件事就基本这样定下来了，先到日本，然后抽空到中国。
爱因斯坦和夫人在去日本的邮轮上
在日本，爱因斯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上千人在码头迎接爱因斯坦，并高呼万岁。
接下来，爱因斯坦在日本的八个城市进行演讲，最多时听众多达三千余人。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欢迎他的人群。
他用过的草稿纸，讲课的黑板都成为日本人收藏的对象。
这样的热情让爱因斯坦在日本一呆就是43天，而非预定的一个月。
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日本方面，是以合同的方式跟爱因斯坦定下来的。而中方却没有，都是靠口头协商。
这里面反映了什么呢？
第一，当时的中国人不够严谨科学。
中国人跟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时候，还是按传统的中国方式，觉得大家都是君子，说一不二，说定了事情，就不会变了，完全没有必要按照现代的方式打交道。而这，也给后面爱因斯坦“食言”埋下了隐患。
第二，日本人更注重细节，也更重视科学家。
日本为了保证爱因斯坦能顺利访问日本，从他登上轮船开始，就派人全程陪着。到了上海之后，又有专人专车接送。而且派去的人都是懂德语的，还有一个科学家。叫石原纯，他曾用德语发表了相对论方面的论文有十来篇。
于是，爱因斯坦在到达中国后，做了短暂停留，顺便接了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通知，然后就直接去了日本。
到了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返回上海，这一次逗留是因为上海的犹太人向爱因斯坦发出了邀请。大家可能也听过，在二战期间，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上海人曾经向当地的犹太人伸出过援手。
而在两天后，爱因斯坦乘坐“榛名丸号”离开上海，就直接乘船去了新加坡，没有履行君子约定前往北京。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苦苦等了许久，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亲自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他还担心老爱同学是不是担心费用的问题，于是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
爱因斯坦回信：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说是受了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留给蔡元培的是无比的遗憾和失望，他在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磅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而他在中国的短暂停留，大概是逛了逛街，形成了他对中国的初步印象。
他的日记曝光很有意思。他的不算严谨的评论看起来应该让人不舒服，有羞辱中国人的感觉，但这些评论传到国内时，国内的网友却出奇的冷静，并没有被激怒。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的内心没有那么脆弱了。我们是曾经有过愚昧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国民教育程度不高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人在中国的短暂停留后所做的评论而感到被激怒，尽管这个人叫爱因斯坦。
因为强大，不再容易受伤。
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疑似是日本有人作梗；也有人分析说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担心北大付不起那1000美元······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但无论事实如何，基于以上史料，我们不难看出，爱因斯坦选择去日本访问而没有来中国，原因有二：
第一、当年的中国，对待科学家不够尊重，酬劳太低。
第二、当年的中国，对科学不够重视，科学教育跟不上，只有极少部分人对于科学感兴趣，偌大的中国，4万万人口，连一个懂科学的翻译都找不到，才让日本人有机可乘。
而当年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感受到科学的魅力，非常重视科学教育，然后他们借力西方的科技，迅速崛起，不到短短几十年，就成为了军事强国，对中国乃至亚洲，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而爱因斯坦的这次访问，很多人觉得无所谓，不来就不来，我堂堂华夏还差你这一次访问不成。但是有人说，爱因斯坦的这次访问，对日本科技界的影响深远，就拿诺贝尔奖来说，截止2019年，日本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达到了27，远远超过了中国。很多日本学者就承认，这和爱因斯坦当年的访问是分不开的。
日本人称之为“爱因斯坦效应”。
自他访日后，日本对相对论的研究更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日本的理论物理学研究开始了一个长足的进步，甚至日本成为第一个制定原子弹研究计划的国家。
数学家、日本科学普及的开拓者小仓金之助说：“爱因斯坦的来访，毫无疑问，给予青年人的刺激，对日本的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实验物理学家池正士说：“爱因斯坦博士来日本演讲的时候，我还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虽然我没有亲耳聆听，但从那时起，唤起了我对相对论的兴趣，对后来研究物理学有很大的刺激”
汤川秀树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这时（相对论）对我来说还是对牛弹琴，但不知不觉中爱因斯坦的名字进人了我的耳畔。在我的潜意识里，以理论物理学为方向，或许就是从这时渐渐开始的。正因如此，升入新年级后，对物理实验热心起来”
汤川秀树是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爱因斯坦访日时，他还只是一个初中生，而日本后面的所有得诺奖的物理学家，几乎都可以说是他的门生。
爱因斯坦在日本撒下了科学的火种。
而当年的中国学子，错失了一次跟历史科学第一人交流的机会。有人说，如果当时爱因斯坦在中国北大播下了智慧的种子，那么今天中国的科学水平，是不是还要往前迈进一大步呢？至少，诺贝尔奖不止可伶巴巴的才3个······这是我们曾经的耻辱。这个遗憾的故事，警醒我：吾辈要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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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应《改造》杂志社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了日本。在此期间，爱因斯坦经常被要求发表访日观感。这篇手稿在1922年12月7日或之后完成，1923年1月发表于《改造》杂志（338～343页）。
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旅行，事实上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有些多。像我这样的学者应该安静地坐在书房里进行研究。现在我总能为以前的旅行找到一个托词，借以抚平我那不怎么敏感的良知。但当收到山本让我前往日本的邀请时，我立即决定进行这次预计历时数月的伟大旅行，尽管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日本，却忽视错过的话，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我这辈子在柏林所受到的羡慕，再没有比当人们知道我被邀请去日本的那一刻更多了。因为在我国，没有哪里像日本这个国度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人们看到许多日本人在我们那里孤独地生活，勤奋地学习，友好地微笑。没人能探究藏在这保护性微笑背后的情感。
而且人们也知道，在这背后有着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灵魂，表现在日本风格中，正如我们在无数日本小产品中，以及不时风行的受日本影响的文学中所看到的那样。我对日本的所有了解，都无法组成一个清晰的画面。
乘坐“北野丸号”穿越日本海峡，看着无数秀美的绿色小岛在朝阳中熠熠生辉时，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但最闪亮的，却是所有日本乘客以及全体船员的面孔。许多柔弱的少妇，一般在早餐时间前从不露面，却在早上6点时，不顾刺骨的晨风，喧闹着，快乐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就为了尽早看到家乡的土地。
看着他们所有人陷入如此深情，我深受感动。日本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更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尽管他们具有学习外国语言的才能，对外国的一切也非常好奇，但当身处异国他乡之时，还是觉得自己比其他所有人更格格不入。原因何在？
我已到日本两周，但是对我来说，许多事物还像在第一天那样神秘。不过我也确实理解了一些东西，主要是日本人在面对欧洲人和美国人时的害羞。在我们那儿，整个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此而建立的，即作为个体的我们能够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生存斗争。
特别是在城市里，最极端的利己主义、最无情的竞争耗尽我们的精力，我们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奢侈品和享乐而疯狂地工作。家庭纽带是松散的，艺术和道德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比较薄弱。
个体的孤立被视为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它剥夺了那种只有融入一个团体才会享有的无忧无虑的幸福。占优势的理性教育—在我们的环境中，它对实际生活必不可少—使得个人的这种态度更加严重，因此个体的孤立在我们的意识中变得更加强烈。
在日本则完全不同。个体被赋予的独立空间远不如欧洲或美国。虽然家庭纽带受到的法律保护十分薄弱，但它还是比我们的要紧密得多。但公众意见的力量在这里比我们要强得多，确保家庭结构不会崩析。通过强制手段，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确保日本人受到教育，保持善良的天性。
个体在吃住上的简朴有助于增强大家庭在经济关系上的凝聚力，也就是互相帮助。欧洲人通常能在其住所招待一个人而不会明显扰乱家庭秩序。
所以，一个欧洲男人大多只能照顾状态良好的妻子和孩子。就算是有地位的妻子，也必须经常参与营生，把孩子的教育丢给用人。成年兄弟姐妹间的互相关心已经是一件稀罕事，更别说远亲了。
但还有第二个原因，使得在这个国家，比起我们国家更容易实现个体之间紧密的保护关系。日本特有的传统是，情感不外露，在所有环境中保持冷静和放松。这使得许多即便在精神上不和谐的人，也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会出现令人难堪的冲突和争端。我觉得这是令欧洲人如此难以理解的日本人笑容的深层意义。
这种压制个人情感表达的教育是否会带来一种内在本质的贫乏、一种对个体自身的压制？我觉得没有。这种人民特有的细腻情感和一种看起来比欧洲人更强烈的同情肯定促进了这种传统的发展。
一个粗俗的词对欧洲人的伤害不比对日本人的少。前者立刻进行反击，以牙还牙；日本人则会受伤退缩，一哭了之。人们经常把日本人对脏话的无力解释成虚假和伪善。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要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灵并不容易。我到处受到人们热烈的关注，我听到的更多是谨慎权衡之语，而不是那些意味深长的、不经意地从灵魂深处滑出的话。
但一种艺术印象，填补了缺少与人们直接打交道经历的不足；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以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形式来欣赏艺术。因此我所理解的“艺术”，是这里的人们凭借美学意图或附带目的，创造出来的所有永久的东西。在这方面，我几乎从未停止过惊叹和钦佩。大自然和人统一起来、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的独特风格。
所有真正起源于这个国家的东西，是精致而又轻松愉快的，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始终紧密联系着大自然既有的东西。
有着绿色小岛或小丘的风景是精致的，树木是精致的，那些被小心分割成小町的精耕农田是精致的，尤其是上面的小房子；
最后，人们自己和他们的讲话、行动、衣着和所使用的工具，都是精致的。我特别喜欢有分格的平滑墙壁的日本房子，喜欢它铺着许多软垫子的小房间。在那儿的每个小细节都有它的意义和重要性。
此外，精巧的人们带着别致的微笑，鞠躬，落座—这一切事物，人们都只能赞赏却不能模仿。你啊，一个外国人，想学也没用！
日本的美味佳肴你也无福消受，看看就行了。和我们的人民相比，日本人在相互交往上更轻松而且无忧无虑—不是生活在未来，而是生活在当下。这种兴致总是表达得精致，从不喧闹。我们能直接理解日本人的智慧。他们对滑稽和幽默也颇具鉴赏力。令我惊讶的是，当涉及这些显然是深层的心理时，日本人和欧洲人没有太大区别。日本人的幽默并没有挖苦的意味，这表现出了他们的善良。
我最感兴趣的是日本音乐，它完全独立于我们的音乐。人们只有在听到完全陌生的艺术时，才会接近一种理想化状态，得以区分传统和被人性影响的本质。日本音乐与我们的区别确实是根本的。和弦与分段式结构在欧洲音乐中是普遍的，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但日本音乐却缺乏这些。
另一方面，两者都有13音级，用它来划分8度音阶。我觉得日本音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直接印象的感情画。对于艺术效果来说，就连精确的音调也不是绝对必需的。它更让我感觉是通过声乐以及自然声响表现的一种对情感的表达方式，在人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像鸟鸣或大海拍浪的感觉印象。通过打击乐器的重要作用，这种印象被进一步加强。这类打击乐器并没有自己特定的音高，更适合用来表现节奏。
对我来说，日本音乐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极其精致的韵律。我完全知道自己并未体会这种音乐的精妙之处。
从艺术家的个人表达中听出纯正的传统，总是需要长期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也不理解大多数日本音乐作品中相当重要的念白和唱词。在我看来，日本精神的艺术之道的特征，在于柔和的笛子的独特使用，而不是声音很刺耳的金属管乐器。这里又一次体现了日本人对优雅和精巧的独特偏好，而这在日本绘画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感染我的是作为一个舞台剧或哑剧（舞蹈），特别是能剧的伴奏音乐。我认为，日本音乐要想发展成为一种主流的高等艺术形式的障碍，是它缺乏正式的分段和结构布局。
对我来说，日本艺术中最宏伟的领域，在于绘画和木雕。它在这里真正地表明，日本人注重视觉形式上的享受，不知疲倦地赋予事物以艺术形式，将其转化为特殊风格的线条。日本人不理解我们在现实主义中试图重现自然，正像他们不理解宗教对肉欲的摈弃一样，尽管受到了与他们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亚洲大陆佛教的影响。
对一个日本人来说，一切都以形式和颜色呈现出来，无论接近自然，还是远离自然，永远都以明晰和简洁为最高原则，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风格，总是将画视为一个整体。
我在这几周获得的深刻印象，能提到的就这么多，无关政治和社会问题。关于日本妇女的优雅，这些像花儿一样的生命，我不想置评，因为只有诗句才能描绘她们，普通人岂敢放言。我还有一件事想说。日本人羡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怀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成功地深入科学之中，这并没有错。
不过但愿他们不要忘了完美地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优于西方人的伟大特征：对生活的艺术塑造，在个人需求中的谦卑和质朴，以及日本精神的纯净和安宁。
